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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2）

如果我自问：“假如这场战争不爆发，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把自己选择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可能的意义，而它在不知不觉间把我引向战争。我不能把自己同这个时代区别开来；我不能无矛盾地把自己转移到另一个时代中去。因此我就是这场战争，而它约束、限制着先前的时代并使之变成可理解的。

因此，我是完全自由的，同这个时代密不可分，因为我把它选择为我的意义；我对这场战争负有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就好像是我本人宣告了它；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不把它归并到我的境况中去，不可能不把自己整个地放于其中，不可能不在其中打上我的印记；对此我应该毫无悔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从我涌现为存在的那一时刻起，我就独自承担世界的重量，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帮助减轻它。

与强调人选择的自主性相一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特别强调人由于选择而必须承担责任。他甚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出生承担责任；人们通常对萨特的这一说法感到难以理解。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论证这一点的：

人的责任是很特殊的。有人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这是特别强调那种外在事实性的幼稚态度。实际上，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我的责任本身，因为我不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因此一切都好像在表明，我是被迫承担责任的。我被抛弃在这个世界。这不是说，我被抛弃和被动地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就像一块漂浮在水中的木头；而是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处于一个我必得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的世界之中，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可能有片刻时间摆脱这种责任。因为对于我要逃避责任的欲望本身，我也要负责。让自己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状态，拒绝去影响事物和他人，这仍然是一种自我选择，甚至自杀也是一种存在于世、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方式。

我的外在事实性（也就是我出生这个事实）是我无法直接把握甚至无法设想的，因为我出生这个事实决不是一个无理性的事实而总是作为我的自为的一个计划而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我发现一种绝对的责任。我因自己的诞生而羞耻，或因它而惊讶，或因它而欢欣，或试图放弃我的生命，我都是肯定我活着，而且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坏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

这个选择整个地受到外在事实性的影响，因为我不可能不选择，但这个外在事实性只有在我超越它而走向目的时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外在事实性是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把握；我所能遇到的只有我的责任。

我不可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我不能诅咒自己的生日，或者宣称我并没有要求出生，因为这种种不同的对待我出生的态度都指向这个事实：我在世界中实现了我的在场；它除了是承认这个出生充满责任以及使它成为我的出生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在此，我仅仅再次遇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由此归根结底，我的被抛弃──即我的外在事实性──仅仅在于我是被判定要对自己负全部责任的。我是这样一种存在，在其中它自身是有问题的。而我的存在的“是”，既是现在的，同时又是不可把握的。

《存在与虚无》是一部继黑格尔之后的新精神现象学。它极抽象，又极具体；极形而上学，又极日常生活化；它很严密，富于逻辑性，又极空灵，融入萨特丰富的联想，其中有着十分文学化的片断：侍者、女人、成为上帝的激｜情……都写得很有文采。

这部著作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只有哲学专业的读者才能读懂。也许开始阅读此书的确有些费劲，一些哲学术语会造成某种阅读障碍，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由于该书充满对日常生活境况的具体分析，读者一旦越过障碍就很容易深入进去并发生浓厚兴趣。乐于精神探险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一个蕴藏丰富的宝矿。

正像《恶心》只有萨特才能写出，具有他独特的色彩一样，《存在与虚无》也具有鲜明的萨特个性。萨特写这书时，是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有一种非写不可的欲望。他要写些“根本的东西”。什么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人生的体验。他要用哲学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到他实际写这本书时，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生活和哲学在他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从学术上说，是要在《论自我的超越性》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清理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