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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的贬谪半点没影响到他的情绪，反使他的心境更平和了，他知道要将自己所学为国家做些事，就必须做到宠辱不惊。他想好了，回到故乡无锡后，好好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读书，他选择了漆湖，在这湖中央建了一个水居，四面环水，荷叶滴露，每天在这里饱览群书。当然平时也出门访友讲学，与他往来最多的就是此时也赋闲在家的顾宪成，他们两似乎天生注定会是一对挚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东林名士（3）

一天，顾宪成和高攀龙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说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一些讲学论道的场所，比如说武进的钱一本、常州的刘元珍等人，都办了学校。顾宪成的意思是能不能将这些讲学团体联合起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可以谈学论经也可以广交天下朋友。高攀龙当然赞成，两人一排即合，决定创建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他们首先想到了东林书院，只要重修一下绝对可以，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朝廷的批准。顾宪成和高攀龙，还有自己的弟弟顾允成三人一起活动起来，游说周边的父母官，到了万历三十二年，终于获得了官府的批准。

于是，这一大批的江南名士找到了谈学论经的场所，更找到了纵议国事的气氛。东林书院，明代最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议政言辞都将从这里播洒到神州大地。

三

正在顾宪成给书院的学生讲学时，听说江南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让顾宪成气愤不已。这事和盐税有关，当时无锡有一个叫赵焕的商人，因为告发了名叫俞愚和金阳两位税使虐民的不法之事，而被这两人以逃税为由，活活打死，这还不算，两个税官还将赵焕的尸体仍到河道中。赵焕的儿子赵希贤见父亲遭此残害，控告两个税使横行乡间以及杀人的罪行，俞愚和金阳这两人又用惩治逃税这借口将赵希贤关押起来，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用木杖打死他。顾宪成知道后，几次三番地致书给当地的官员。迫于压力，当地的官员硬着头皮惩治了俞愚金阳两位税官，释放了赵希贤。为什么说硬着头皮呢，当时的矿盐税使是极有地位的，这些人往往都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直接向神宗任命的税官负责，是荒怠朝政的神宗赋予他们不可一世的权力。当时的神宗只顾自己享受和挥霍，弄得国库亏空，那怎么办，他想到了民间，从民间大量收税，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奢靡的耗费，而这些全国各地的矿盐税官是神宗独立设立的机构，并不向户部负责。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税使在全国各地就广收亡命之徒，大肆盘剥百姓，江南的俞愚金阳这些人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眼光敏锐的顾宪成看到的远不是这些，他真正担心到不是几个恶税吏的影响，他担心神宗这样的盘剥必然会引起全国百姓的反感，甚至会激起民变。

高攀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当时在无锡和苏州之间有一个水陆要道叫浒墅关，是江南地区的一处重要的税卡，浒墅关的主政官员施重光在督理税务期间横行霸道欺诈勒索，曾经有这么件事让高攀龙气愤不已，一个乡间的船民，船上全载了灯草，满船的灯草也仅值二两银子，这些税官却要收二两的税，不交不让船过，这位乡民气得无可奈何，只能当着这些税官的面把船上的灯草给烧了。因为他知道，就是船过去了把灯草全买了也抵不过税银。在重税之下民不聊生，高攀龙首先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上级，并要求严加惩办这些不法的税官，当然官府对这些人的处置也是表面文章，朝廷对于这些税官更是姑息养奸，或者说明神宗就靠着这些税官活着，但高攀龙和顾宪成的这种行为赢来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名士，作为书院讲学的先生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举，因为那时科举是士人参政的唯一途径。既然这是唯一的途径，再加上当时朝政如此腐败，那这种风气必然也会在考场上蔓延，科举舞弊屡见不鲜，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次可能就是万历三十八年的韩敬科场案。这韩敬是浙江归安人，也就是现在的吴兴人，他参加当年的会试时试卷本来已经被点落了，可是中间他给考官汤宾尹行贿后，居然将被录取为第一名。其它考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找门路想办法，最后朝廷查出越房录取的考生就有十八人之多。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钱一本把这事告诉了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就纷纷上书朝廷说内阁隐瞒了这场科场舞弊，要求革除那些舞弊而中进士的宦官商贾子弟，并对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象这些会试舞弊案可以看出官员的腐败已很深，治病要治根，首先必须整肃吏治。他们认为天下之害就是因为朝廷各个机关受贿之后乱用无才无德之人，提出取士的标准首先是“正”和“大节”，这又不得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