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页)

在，老百姓告状要选法院，治病要选医院。选了医院还不放心，一定要给多少多少钱。其实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别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红包的。但是不收红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认为你不收红包不好好给我看病。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医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红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红包，做好手术后把这个红包还给他。从这个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什么处罚，这样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这个国家的医疗、学术、金融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包括学术论文、职称。现在为什么要填一个一个的表格？因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证明这个东西是可靠的，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十年前我还对这个现象谴责，现在我知道谴责是没有用的。医生，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收这个红包；患者，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定要送这个红包。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来说，本来，病人是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的，就像学生给老师的礼物一样，是象征性的。比如说，孔子规定了，每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学，要送我十条牛肉干，这是孔子明文规定的。孔子说，这不是我要你的财物，这是一种礼节。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给老师、给大夫都要送一份儿礼，比如，送一包月饼。但是，现在这个红包以礼的名义，实际上是一种贿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额的手术费，而这个手术费本来是应该纳入国家正常的收入和税收之中的。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要重新来建立国家的信任，但短时间内我对这个事情不抱乐观态度。

问：中国本土文学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答：我觉得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素，我觉得大约90％是意识形态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阂。我以前觉得是中国文化水平不够，觉得我们写不出《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国的文学，因为文学与文化是随着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传播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不强，事实就荒诞地变成：战胜我们的民族，他们什么都是先进的，他们的法律、金融等全是好的，文学也是好的。实际上这个“好”是没有比较的，对方根本不读我们的东西，而且翻译的东西不能体现我们中国的妙处。即使他们派了好多人来学汉语，也只是学一些皮毛汉语，也只是一些日常汉语，很多外国人学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便宜点”，买东西用的。而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学中国的第一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的，那些诺贝尔文学评奖人也是带着政治眼光来看我们中国的，他们专挑一些他们认为“###”的作品。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高行健获奖的文章。高行健的获奖作品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过，从来没有中国人读过，他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很奇怪吗？他写东西就给他的评奖老师马悦然一个人读的，而马的岳父就是一个###右派。我不管马悦然对不对，这起码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文化角度说，中国文学的博大精神，是翻译不成外文的。比如金庸小说，我们都以为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我接触过好几个国家的金庸小说翻译者，他们都翻译金庸小说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似的，结果我一句话就把他们难住了。我问，“降龙十八掌”你是怎么翻译的？他们说没法翻译。我说中国人看到“降龙十八掌”，他在心里唤起的那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打人的动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动作，不是，这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你肯定把它翻译成左勾拳右勾拳之类的。我说，你们那个语言是没有文化的语言。我说，“降龙十八掌”是从易经里面来的。你要把这个东西翻译过去，要说明这一个小小的名词，你恐怕得加四五页的注解，你的人民怎么能跟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人民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每天听评书：一出场来一个“白鹤亮翅”，我说，你怎么翻译？我们的芭蕾舞动作“倒踢紫金冠”。芭蕾舞是从你们西方来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有个动作叫做倒踢紫金冠，你怎么翻译？即使象李白那么简单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很难翻译成英语的。我们的文明的发展，汉语的发展，那是举世无双的，西方人要理解我们，很难。以前觉得诺贝尔奖挺高的，现在我看并不高，因为即使西方认可的那些文学大师，大多数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里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文学界的大师，剩下的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