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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伟大的现实似乎也成了平凡的或奇异的或缺少风格的东西，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确有其事的，对于实际生活来说，也可能一直是确实的。据说，在旁观者看来，一切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19世纪也不排除在这种普遍法则之外。

我的悲剧，完全是可恶的、卑劣的、缺少风格的。我们穿的服装使我们显得奇形怪状，我们是悲哀的小丑，是心已被打碎的丑角，我们是特地被创造出来要求幽默感的。1895年11月13日（王尔德把日期记错了，应是11月20日。原注），我被从伦敦带到这儿。那一天，从两点一直到两点半，我穿着囚衣，带着手铐站在克拉彭·江克森的中央平台上被公开示众。我被从华德医院带出来时，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在一切可能的目标之中，我是最奇怪的了。当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只是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都挤满了观众，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们感到有趣了。这样的事当然是发生在他们知道我是谁之前，一等到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整整半小时，我站在那儿，天下着11月常有的那种灰冷的雨，周围环绕着嘲笑着我的群氓。这件事过去之后的一年内，我每天都要在同一时刻里以泪洗面。在你看来，那种事不可能是那样悲剧性的事，但对监狱中的人来说，眼泪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狱中，一个人不哭的那一天也就是他的心变硬的那一天，而不是他的心充满欢乐的那一天。

可是，我现在真正开始感到自己对那些嘲笑我的人比对我自己更感到遗憾。当然，当他们看到我时，我没有站在自己的高台上，而是站在桎梏内的，但是只关注在高台上的人，是一种非常没有想像力的本性。高台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东西，桎梏却是可怕的现实。他们也应该知道如何更好地理解悲哀。我已说过，悲哀后面始终潜藏着悲哀，更聪明一点地说，悲哀之后一直有灵魂存在。嘲笑一个处于痛苦中的灵魂是一件可怕的事，嘲笑者的生活是不美的。在简单得令人感到奇怪的世界经济制度里，人们只获得他们施予的东西，对那些没有足够的想像力去洞察事物的表面并感觉到怜悯的人来说，除了嘲笑的怜悯之外，还会有什么怜悯能给予他们呢？

我告诉你我被送到这儿的情形，不过是想让你认识到，对我来说，除了痛苦和绝望外，我要从自己所受的惩罚中获得任何一种东西是多么地困难！但我无论如何要这样做，不时还要有片刻的服从和忍受。整个春天可能就隐藏在一枚花蕾里；云雀低矮的巢穴可能包含着通报蔷薇红的黎明到来的欢悦。所以，如果我身上还残留着无论什么样的生命之美，那么这种美也是包含在某些服从、卑下和羞辱的瞬间的。无论如何，我只按照自己的发展路线，并且靠接受我所遭受的一切使自己有资格这样做。

人们过去常常说我太个人主义了，我现在一定要比过去更个人主义，我必须从自己身上得到比过去得到的还要多的东西。实际上，我的毁灭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采取了太伟大的个人主义，而是因为我太不个人主义了。在我的生活中，一件不光彩的、不可饶恕的、始终令人可鄙的事是我允许自己被迫去向社会寻求帮助以反击你父亲，从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以这样的请求来反对任何人都是极其丑恶的事，但我要反对的是有着这样的本性和特性的人，我还能提出什么样的借口呢？

当然，一旦我触动了社会势力，社会就会攻击我说：〃你不是一直在反对我的法律吗？你现在怎么又会求助于我的法律来保护你呢？你应该让那些法律得到充分的执行，你应该遵守你所求助的法律！〃结果是我进了监狱。在对我进行3次审判（第一次是在警察局）的过程中，我常常痛苦地感到我所处地位的可笑与羞辱。我常看到你父亲奔跑着出出进进，希望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似乎任何人都不能不记住或提及他那赛马人似的步态和衣服，弯曲的腿，扭结的手，下垂的低唇，残忍、愚蠢的狞笑。即使他不在那儿或我看不见他时，我也常常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大法庭的光秃秃沉闷的围墙，法庭上的气氛，在我看来有时都是被挂起来的那个猿猴似的脸的多种面具。当然，没有人像我败得那么不体面，而且是被这样卑鄙的手段击败的。我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说过〃在选择自己的敌人时，人不能过于仔细〃，我想不到自己是被这样一个低贱的人弄成一个低贱的人了。

这就要求我、迫使我向社会呼吁帮助，在这件事上，我是那么蔑视你，也蔑视自己屈从于你。你不把我理解为一个艺术家是很可以原谅的，你的性情决定了你无法阻止自己不这样做，但你应该把我理解为一个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