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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记者的感想就是我的感想

俄罗斯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她的遗著Nothing　but　the　Truth　里面，有一句话写得既自大又自伤，她说：“在巴黎，没有人对我吼叫，没有人跑过来刺激我，也没有人说我是叛徒。每个人都崇敬我。”这句话伤感，是因为她在祖国受到的对待正是一连串的威胁和侮辱。只有到了国外，她才能感到一份记者的荣耀。然而，这句话也是自负的，因为她不只没把同胞的辱骂当成自己的失败，反而还用它们证明了自己干的事果然是对的。后来，安娜被人枪杀，倒在莫斯科一栋公寓的楼梯上。

历史不乏这种记者的典型：勇敢无畏，不只对权力说真话，还要对被权力笼罩和洗脑的读者说真话，终致应了那句老话，成了一个在祖国不受欢迎的先知，遭人敌视，为人唾弃，甚至以身相殉自己所坚持的真理与正义。我想象他们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就和古老传说里的英雄一样；小孩子会在火堆旁摇着老爷爷的手说：“我还要听，再说一个他们的故事吧。”于是老人再说，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那些死者的名字，那些英雄的名字。

安娜与她的前辈共同构筑了一座宏伟的殿堂，奠定了我们所知的新闻事业之神圣体系。有多少年轻人最初想当记者就是为了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不一定想也不一定能做得成烈士，但至少要是这个体系的一员，景从先人之道，遵奉并且实行着坚定、勇敢、细致和认真的美德。然后呢？然后绝大部分人却都平庸地老去，甚或偶而收点小钱做点帮闲，客串权力的喉舌，说权力爱说的话；也许会有聊发少年狂的时候，顶一回压力，少说几句谎话，顿时便自我感觉良好了不少。

这没有什么可悲的，这是现实。

任何行业、任何角色的光环都只来自塔尖少数人的兀自闪亮，被这光芒吸引而来的，最终往往都只能埋身在那暗夜里无光但是巨大的塔身，支撑起一座小小的塔顶灯光。

曾经，我很怕看见时下记者写的采访感想和职业心得，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们流行自称“小记”，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不只仰视他们采访过的大人物，还要仰视他们亲历的一切事件（哪怕是一桩历史性事件）。这种自甘卑微的形象实在与我们所知的传说英雄相去太远；而且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又是这么的细琐，这么的凡常，没有任何惊人的戏剧效果，更谈不上发人深省。

年岁渐长，我才知道“小记”这个自称不是没有道理的。世界如此无味，我们大部分人过得如此庸碌，谁有资格要求那些每日观察世界，天天跟踪吾辈生活的人应该要活出英雄的气慨呢？渐渐地；　我看懂了那些小小的感慨。这些年轻的作者背负了社会期盼的重担，然后一头栽进黑暗的泥沼，试图有所作为，但常常只能落得无奈如你我，奔走在随时变动的墙壁之间，进退于怎么也看不透的迷雾阵中。他们的感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有时欣喜，就像我们也曾体验过的难得喜悦。既然记者算是我们的代表，替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都能亲眼看见的世界，帮我们说出一些不一定有人要听的小小抱怨，所以他们的挫折和困惑，我们也就不难领会了。如今我仍然仰慕英雄，但我更能认同那些和我很像的凡人。

。　想看书来

王小山：好记者都有一副好下水

在中国，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一种是在南方都市报以外的地方工作；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做记者，一种是做编辑、主任、总编辑……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在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还不安生，想破脑袋多做一些，这些人，就是本书的作者们。

简单地说，一批一线记者，放下“屠刀”，写新闻以外的文体——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固然有很多作家出身于记者，但文笔好坏并不是判断记者好坏的标准，好在，这些人拥有真诚，他们的文章，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两个字。

好记者未必有一支好笔，但一定有一双好眼睛，一副好下水——我是说好肝胆。有理想的记者未必能成为好记者，但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的，一定不会是好记者，尤其是在南方都市报，缺了这个，会没有立足之地。

综上，你手里捧着的这本书，是由一批充满朝气、充满理想的年轻记者撰写的非新闻类稿件，可能是一个故事，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心情，可能是一个角落，甚至只是改变了一下看这些东西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平素采写新闻的近乎苛刻的严谨，开始抒发自己。

他们是南方都市报深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