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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铲。后来我搬到工体北路住，就把双榆树那个租的房间让给了维力。结果这娃狗日不落教，几个月后不晓得咋个回事，那对合租夫妻的男的竟然找人来把他娃打了一顿，说是勾引他老婆还是咋回事。后来那个男的还给老子打电话，说我也要负责，因为是我带去的人，说他现在找不到维力了，要让维力赔1　万块钱。反正就是整的乱七八糟的我找到维力问他“恼火不？”，他娃一幅可怜相“扛不住了！哥，拉兄弟一把啊！”老子看他娃那个样子实在造孽，再加上我当时已经准备要和Christy　去广州“干大事”，就去双榆树找那对夫妻扔了1　万给他们，然后帮维力处理了那个中关村的歪摊摊，买了张票把手上打着夹板的维力送上了回四川的火车。

当时我早已不是愣头青，这样帮维力其实是看在已经不在人世的刘旭份上，怎么说也是故人，就当还刘旭一份情吧，在西安的时候欠他太多了

2003年我们在广州的公司散伙以后，Christy　去了北京，留我一个人在广州擦屁股。那段时间确实比较闲，我频繁的回成都。后来维力从绵阳给我打电话，拉老子去入伙。这盘倒是正儿八经的做生意，他哥哥是公＋　安，操得还比较亮，维力就靠哥老倌照顾，在跃进路那边整了个洗脚房，当然肯定是“那种”地方，呵呵。我去绵阳呆了一周，看了一下真的还不错，就把当时手边还剩下的20万扔了进去，当个甩手股东。

这种生意只要上面有人罩着不出事的话，那个利润率是他妈很吓人的。维力也很会搞（可能虾子确实天生就适合开窑子），到了2004年春节我回成都来的时候，本钱都基本上已经赚回来了。1　个月后我又拿回了借给董峻的一大笔钱，当时其实都想过要不要全扔到维力那边去，因为他娃正准备再整个很大的桑拿，上档次的那种。这种暴利生意只要一上了“档次”，赚头就像下钱雨。

和周越分手后，我犹豫了很久：真的要跑去绵阳和维力一起发展“娱乐事业”？该不该走这条路？说老实话，我本身并不是太喜欢维力，因为他娃大学退学后一直在外面操，身上沾了太多社会气，我和他并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只是他娃人品还不错，很靠的住的一个人，适合做生意伙伴。但是他和我的level　有差别，而且还差很大！难道就去做那种生意，一辈子这样“沉沦”下去了？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选择？

这就是当时事业方面的迷茫，我不知道是否该去绵阳。

所以当Christy　的电话打过来时，我非常仓促的就做出了决定：不去绵阳了，回到Christy　那边去。当时我毕竟是一个还没满30岁的年轻人，做出这种不完全理性的决定很正常的。所谓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我还有最后一次挥霍的机会

一周以后，从维力那里拿回了所有的钱，我匆匆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时还以为是真的要在外地安家，不会回成都来了，呵呵。倒不是天真，而是下了决心要跟定Christy。当时她在我心目中就是能够决定自己一辈子人生路的领路人。不过这条路该不该我走，我自己都还不知道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萦绕在心头：Christy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力求简短的缩缩：在前面几季就提到过，最后的这一季《再见理想》会有非常多的内容无法直接表述出来，只能通过很隐讳的说法。这是现实的局限，谁也没有能力反抗。Christy出生在台湾，他老爸的名字如果说出来的话，应该可以让很多人惊讶的从椅子上掉下去不过Christy　基本上没有沾到过她老爸一点光，因为她妈妈没有“名分”。

她从小生活在台中，按她自己的话讲“不认识台北的路！”。一直过的很辛苦，国中（初中）毕业时妈妈病逝，她无依无靠，只好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半年。后来她老头子的一个老部下实在看不过眼，自己单身没有子女，就把他接到美国，收养成了自己的女儿。她本来并不姓王，是改的养父的姓。去了美国2　年后，养父经营不善破了产，只好带着她回到香港（养父最早是从香港直接去的美国，在香港还留的有点房产），在北角靠收租度日。

养父经历破产以后，心理完全被打垮了，在香港终日无所事事，后来就喜欢上去澳门，最频繁的时候每周都要去两三次。结果可想而知，仅仅半年就把香港的老本也输光了。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把北角的最后一套公寓卖掉作本钱，带着Christy　到维港对面的观塘去开了家小文具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