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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期，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统揽全党的最高领袖，父亲也并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即使偶尔有过接触，毛泽东也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偏爱。大革命时期在四川老家搞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土地革命初期在苏北组织农民暴动；到了中央苏区后，又长期搞共青团工作；而这些都不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领域，甚至他的直接上级们多少还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反对派和宿敌。他后来到红军，也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

我看过一些回忆录，有的人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后来在“文革”中，受到特别关照，某某人来了没有啊？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都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嘛，把他给我找回来！于是平反，于是出席九大，于是家属子女都穿上了军装。还有的，相当于《三国》、《水浒》中的劫法场，临刑前，一声刀下留人，给松了绑，“救命恩人”从此挂在嘴边，逢人便说“也就老人家知我”。还有的人，在人家遭冷遇时，给过特别关照，于是讨来个承诺，说是这个位置将来就非他莫属了。为此还写回忆文章，当成件多荣耀的事。现在人们的观念进步了，对这种梁山好汉似的故事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了。但“文革”倒霉时，我的确曾羡慕过，叹息自己的父亲没这个好运而因此遭罪。

父亲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理性的，源于五次反围剿和失败后的长征路上。作为中央红军的一名指挥员，目睹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巨大的历史功绩，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中信服了毛泽东，自觉地拥戴和维护毛泽东。

他回忆说：“五次反围剿时我就觉得不对头了，他们把毛泽东从红军撵出去，自己那套又不行，我觉得红军离了毛泽东不行。”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就主动了。我写了《从遵义到大渡河》，记述了这个时期作战主动权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确立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的立足点。一些地区的失败，有些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说到底是害怕到敌后去。那里艰苦，但可以发展。”

“我们当年搞出两弹一星，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实践论》、《矛盾论》，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功劳，也是我拥护他追随他的原因。学习、贯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努力的，也是自觉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人可以超过毛泽东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这是我亲身的体会。”

……

对党在历史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管现在人们以何种观念来评说，但父亲和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是坚定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这和那些在革’前后搞大树特树的人是根本不一样的。”

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炫）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