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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猪粪屎尿，密不透风，加上天气炎热，人都晕死过去。一直等到夜里，但事先接应的人没有来，无奈中想起了同乡彭丰根大夫。彭是他1929年从达县老家来上海时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饥寒交迫中曾得到过他的周济。彭便安排他们住进了福民医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举目无亲，父亲说：“巡捕盘查病房时，脱口说出了彭的名字，很懊悔，自己一旦被查出来，不就连累了朋友？但彭很热心地来看望自己，并告诉说，已经为我取了保，说是同乡，来上海求学，路上遇到土匪抢劫被打伤了。因为那时确实土匪猖獗，抢劫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彭还把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福民医院的院长顿宫宽介绍给我。”

“我一生都感激这位彭大夫，没有他在危难时的相助，我是很难度过那样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征集回忆录，我专门写了这段故事，登载在青年报上。没有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共产党不应该忘记他们。”

共产党忘记他们了吗？

专案组来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1933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

据此，专案组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和前面的假党员联系，编织出一个离奇的故事：“张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混入党内，然后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蒙蔽了上海地下党，打入了红14军，完成破坏活动后，拿枪自残，打断左臂，借此潜回上海，在日本人的医院养好伤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其反革命的勾当，一直延续至今。”

在审问父亲时，这个专案办副主任说，你就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敌奸细王连举为取得信任，举枪自残。

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

就这样审干吗？

但专案组的各级领导人们，还是认可了这个连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断。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用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父亲回忆，这个专案办的副主任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但审讯未果。

1968年2月，他们转向从彭丰根突破。在此之前，专案组在上海公安局预审处干部闵、胡以及南京军区保卫部干部李的协同下，已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彭丰根进行了20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这个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变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儿彭子都、儿子彭播谷。他先给姐弟俩看了张爱萍被批斗时的特大照片，说：“张爱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没有入党的假党员，而且是日本特务。”“张爱萍参加日本特务组织还是你们的父亲彭丰根介绍的，张爱萍都已经承认了。”接着，又给他们看所谓“张爱萍的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然后说：“只要你们父亲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监后，他们立即提审彭丰根。审问之前，同样先给彭丰根看张爱萍被批斗的照片和所谓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并说“张爱萍已经交代了问题”。但彭丰根仍坚持说他“不知道张爱萍加入日本特务组织的事”；“我是营救过张爱萍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还说：“前次首长找我谈话后，我想来想去，没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随即遭到专案组呵斥：“头脑太顽固”、“不要自讨苦吃！”“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后，彭只好按照这个专案办副主任的授意写了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