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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苦笑着说：“我想下井，恢复原工作。”我惊诧；“你伤成这样，还要下井？别人都想脱离苦海，千方百计调井上工作。你却要下井去，为啥？”“拉家带口的，不下井，挣的太少啊。儿子又得了胸椎结核，要是没钱住院手术，那不坑孩子一辈子吗？”“那你也不能去拼老命啊。”谢树荣苦涩地说：“我们矿工啊，都是‘活着干，死了算’命不值钱啊！”

我知道老谢出身在东阳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解放后，大家庭分崩离析，他也下了关东。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入党，不能提干。和他一起闯关东，同时参加工作的，有的当上了矿长、书记，最差的也当上了干部。心态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我劝慰道：“你可要想好了，下井容易上井难。你是工伤，享受三等残废待遇。可以在井上安排轻工作。”“我反复想了，只有一条出路下井；不然只好回东阳老家去。可好马不吃回头草，到那都背着‘黑锅’　呀。&quot；

接大哥来信。很久没接到他的来信了，我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拆开信一看，是满纸的革命道理。他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但不能要求我们走他一样的道路。其实他是给我们当了‘反面教员’。还附来了大嫂的一封信。信中直奔主题：“…长子方昊十六岁了，*中荒废了学业。个小体弱，农村的活又不会干。想投奔东北的两个叔叔，图个出路…&quot；

方晟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生于一九五四年，断奶后就由我母亲扶养。小时侯，我也经常抱这个小侄，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六三年母亲去世，他才回到了义镇他父母身边。

关照亲侄子，当然义不容辞。我虽参加工作七、八年了，但没啥社会基础，刚又下放到矿医院；人生地疏。恐怕户口和工作都不好解决。想到这关系到方晟前途的大事，还是应该反复掂量稳妥方好。

目前，大哥的处境挺难，联想我自己也是这个年龄闯关东的，不管怎么说，当大夫总还认识几个人。我写了回信，表示二哥那儿不行的话，可以到我这来，我当尽力而为。

我刚寄出信，大哥的信又来了。我以为还是方晟的事，没成想，打开信一看，写的是我伯父的小儿子，去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想往外调调。那儿实在太苦了，又是牧区，什么都不适应。

大哥这个人恐怕真是脑袋进水了，自己的事情都没解决，还管闲事。况且鹤岭距离内蒙古几千里，鞭长莫及。我一草民，那有此神通？！写了回信之后，大哥再也没有来信。

国庆节后，接大嫂大哥来信说；已为方晟准备好行装，迁好户口，即日登程来鹤岭。迁户口等于破釜成舟，我觉得肩上的份量一下沉重了。想起了自己初来东北时的狼狈，八千里路火车，走了整整一个礼拜。险些耽误了考试。这次方晟来，应该找个熟人带带。忽然想起，仲茂正出差在上海买X光机，就给他拍了封电报，让他带方晟来鹤。

大雪后的一天，我接到电报；让我接站，我知道是方晟到了。一时手足无措，就和鲁华商量，她有些不满地说：“早怎么不说，来了往哪住？”也怪我事先没跟她商量，鲁华挺生气，我也挺为难，悔不该把鸳鸯楼的房间退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打算送他到矿宿舍去住。

咋一见方晟，还是个孩子模样；身高不到一米六，戴一顶人造毛的帽子，穿一身‘灰的卡’　棉服，穿一双厚厚的塑底棉鞋，一双眼睛闪着迷茫的稚气。我把方晟暂时领到岳母家，鲁华忽然改了主意；“孩子从南方来，初来咋到，连话都听不懂，让他先在家打个地铺住下吧。”

方晟的到来，一时使我乱了方寸。我不想让方晟常住岳母家，毕竟不太方便，一时又没办法。就和仲茂商量，只有他了解方晟来北的背景。我在X光室找到他，他一见我就说：“有事找我吧？”我挺纳闷，他也会神机妙算？没等我开口，他说：“为你侄子的事吧？”“真是神了，仲茂，你也能掐会算？”“这不明摆着嘛，我都给你想好了。分三步走；第一步安顿下来，找一个有吃能住的地方；第二步想办法落上户口，粮食关系；第三部再考虑工作问题。”他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这位文化不高，工人出身的X光大夫，不简单啊。

按照他的提议，我先找到了任杰，他挺仗义，满口答应。距医院不到千米就是矿单身宿舍，有食堂、浴室、上下水道、暖气，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任杰自己住了一个单间。

礼拜天我求了一辆救护车，把方晟的行李、用具都拉到了任杰的房间，他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任杰说：“放心吧，我会照顾他的。”

落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