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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关于《红楼梦》作者，他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鄂补的，曹雪芹写的只有前八十回。

其实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其主要的目的还不是真正为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本子问题。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门徒，他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要教人以做学问的方法。他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在红学史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版，是新、旧“红学”的分水岭。索隐派被称做“旧红学”，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考证”被称为“新红学”。“新红学”之所以新，最主要的是他们引进了科学的方法，靠证据和材料说话，避免了旧红学家的主观和臆想。《红楼梦考证》一出，索隐派的影响日渐式微，考证派则占据了统治地位。胡适之外，有俞平伯、周汝昌等，继承、修补和完善胡氏之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著作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红楼梦研究》等。

那么，胡适关于《红楼梦》说的是曹家的事、《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结论就是无懈可击吗？在胡适的“自叙传”说确立以后，当时受批驳的蔡元培在他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序言里就写到：“胡先生因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兆＋页）相应，遂谓贾政即影曹（兆＋页）。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覆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兆＋页）故未曾放学差也。且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十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相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蔡元培的此处质疑不无道理。不仅蔡元培此处质疑道出了胡适“自叙传”的弊端，而且可以说明胡适在某些考证成功之外，其研究未免有些倒退。比如说最早的评点派之一的护花主人早就指出了《红楼梦》有许多不切实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护花主人指出的“第二回冷子兴口述贾赦有二子，次子贾琏，其长子何名，是否早故”，和林如海病重、林黛玉回家探丧并第二次进贾府的日期不符。如果《红楼梦》真是胡适说的“自叙传”，那曹雪芹连其叔伯兄长贾琏是老大还是老二，林黛玉回南葬父并再回贾府是在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也弄不清楚吗？

我们不妨再来摘取几条事例。

一、胡适认为贾政即曹（兆＋页），其道理之一是二人都为“员外郎”；那么，曹雪芹的祖上并没有封过“宁”“荣”二公，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祖上受封为“宁”“荣”二公又有何史实为据呢？

二、曹雪芹之姑、曹寅之女虽为王妃，但并非皇妃；还有《红楼梦》中的贵妃乃是贾宝玉之姐，两处辈份*。如果真为“自叙”曹雪芹岂有把自己的姑姑写成姐姐之理？

三、在“庚辰本”第九回“闹学堂”一回里，有“原来这一个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跟着贾珍过活”和“这贾菌亦系荣国府近派的重孙，其母亦少寡，独守着贾菌”这么两处文字。贾蔷和贾菌皆属草字辈，然而一个在贾府里身居“玄孙”，一个在贾府里身居“重孙”。若果《红楼梦》真是“自叙”，曹雪芹难道连自己的侄儿是那个辈份也分不清楚吗？

四、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这么几处文字：“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亦是自幼随身的，名唤雪雁。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遂与了宝玉……宝玉回明贾母，更名袭人”。然而在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一章节中贾母带领众人进“清虚观”打醮时，曹雪芹却写道：“……然后贾母的丫环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环紫鹃、雪雁”。在这里，鹦哥改名后的紫鹃和鹦鹉重出；珍珠本已赐于宝玉，更名为袭人，此处在贾母身边又重新出现。如果《红楼梦》是“自叙传”，曹雪芹恐怕不会连自己身边、表妹身边、祖母身边的一等贴身侍女之名也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