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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落差太大了,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他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难道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那种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吗?
过去他从来没有防范过,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对上级他不会,也觉得没有必要去低眉折腰,他们要的是他的政绩,拿出政绩给上级看就行了,上级就高兴了,上级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当然有的人兴趣不同,喜好各异,也许更希望你给他来点别的东西。但政绩总是硬邦邦的,放在那里是座山,你的腰杆子就能挺起来。
腰杆子挺得起来,对上级都不折腰,还对下级客气什么?“你他妈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语言了。他喜欢他,信得过他,才使用这种最美好的语言跟他说话。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根本不认为那是贿赂,那不是贿赂,那是人情,他不能不讲人情。他很慷慨而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要求把这些事情向中央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都站在这样一条非常“操蛋”的起跑线上,连老百姓都认可了。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就是好官。老百姓养活一头牛,是让它耕地的,养活一个干部,是让他干事的。他要偷吃点草料,就偷吃点草料吧,只要干事就行,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就行。最讨厌的是光偷吃草料,光搂钱,不干事,那老百姓意见就大了。他不属于后者,他属于也搂钱,也干事的那种,而且事情干得还不错。他虽然也是站在那条起跑线上,也跑了,但他用干事做了补偿。
没有办法,现在标准就是这么低。所以对慕绥新,没有多少人骂他。他还算站在那个不光彩的起跑线上,干事比较多的一个官。当然了,老百姓也不太关心最后他到底搂了多少,更不敢拿那么一个巨大的数字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去相比。如果那样的话,痛恨慕绥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连慕绥新都知道这一点:“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把收钱的事牢牢隐瞒起来,这就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很不适应。平时他虽然也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那是不值一提,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好像大家都穿着一条内裤,没有必要露出来给别人看看。现在专案组却让他露出来,他捂着盖着不露,他就非常虚假了。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以为不会要求他暴露到那种程度,露出衬衫来就可以了。哪知道完全不合格。
为难
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我”——按照专案组的标准来衡量,呈现了出去,然后遭到了退货。他的心情非常灰暗。过去的慕绥新一直是免检产品,从未遭到过什么退货的。
于是他又有反思:“应该说,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斗争随时在进行着,不知道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给人家了。我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千方百计按照党的要求,把自己保护好,做一个让老百姓真正满意、真正放心的好市长!”
听了这些话每个人都是很感动的,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犯罪而拒绝听这些话。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这些话都是假话,是装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的。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感情,让你装,你也装不出来,让你说,你也说不到位。而慕绥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心情沉重,眼含泪水。说他假装,目击者马上会指责你不人道。
过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现在他要保护自己了。这很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央纪委。过去他面对自己,面对送钱人的时候,他也曾想到保护自己,但下不了决心,感到有很大难度。他失去了良好的机会。现在要保护自己了。晚了。
而且方法也错了。现在要保护自己,只能是按照党的政策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他这样的人,或者说他这种性格的人,走“从宽”的道路是最容易的,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不能很客观地判断自己、对待自己了。他糊涂了。他在经受痛苦的炼狱。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他就能很清醒地向我们反思了。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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