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页)

花的是谁的钱？”

马：“开始都是自己的零花钱，几百、几千，自己玩的。”

问：“一般赌多大？”

马：“每次都是一百、二百地往上押。”

问：“在哪儿赌？”

马：“澳门。我一般没去过葡京那种大赌场，我一次都没去过，我去的都是比较小的地方，因为我怕在葡京那种大赌场会碰到熟人。”

问：“什么时候玩得比较大了？”

马：“1998年下半年。”

问：“那时候赌多大，赌资从哪来？”

马：“每次去一两天，宁先杰给我5万港币，后来赌得大了给10万。”

问：“为什么每次都是宁先杰给你赌资？”

马：“因为宁先杰，赌博是他张罗，领我去的，讨好我，他是建委主任，我的下属，再一个，后来他从我们沈阳借了50万美元，我们就用这个钱做赌资。”

问：“你有没有问过宁先杰这50万是跟谁借的？”

马：“问过，他说是从一个私人集团老板那借的。”

问：“宁先杰怎么有这么大的面子，说借50万美金就50万？”

马：“宁先杰在1997年为这个集团免、减了1200万费用，是建委打的报告，当然我在报告上也签了字，请慕绥新市长酌定的。”

为了过赌瘾、搞赌资，权钱可以自然而然地交易。被捕前马向东、宁先杰从官场到赌场沆瀣一气堪称“哥们儿”，事发以后，二人背对背，各执一词，一点都没有“攻守同盟”的意思。说到从沈阳借的那50万美金，按宁先杰的交代，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相反是马向东先打好了招呼，他宁先杰只不过是跑跑腿儿，把钱取了回来；可马向东听了宁先杰这么说显得十分伤心：

“怎么会是这样？1998年年初，宁先杰说要借点钱，我说你可不能动公款啊，后来他借了这50万美金，另外他说这些钱他能把握得好，这个钱他管借管还。”

我问：“你当时说不能动公款，这么说你是同意去借钱赌博？即使是和私人借，这合适吗？”

马：“很不合适，是很不合适。”

老马承认自己借钱赌博“很不合适”，事实是就在他用着“很不合适”的钱到境外豪赌的时候他的赌瘾已经大过于从前，1998年老马曾连续9次到澳门赌博，借口都是“谈项目”，时间都是安排在周末，这样的安排无法遮掩，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能有“赌”的日程安排，对这一点老马丝毫不否认。

问：“那么你在澳门赌博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你的副市长身份吗？”

马：“我自己正是会想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才不去葡京那样的大赌场。”（老马竟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个问题的）

问：“你想过万一有人认出副市长的身份，那样会有什么影响？”

马：“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不过我的身份的确没有暴露过。”

问：“在北京党校学习时间你也去赌过吗？”

马：“赌过，两到三次。”

问：“老马，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你，作为副市长，沈阳有多少国企，有多少下岗职工，你知道吗？知道他们每个月只有多少生活费吗？”

提到沈阳的国企，提到下岗职工，老马脸上的表情有所紧张，但没有愧色，他接着说了这样两句“实话”，一句是：“我去澳门赌博，忘了自己的劳动人民本色，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犯了错误。”第二句：“我一直觉得我为沈阳引进了那么多资金，已经给了那么多人就业的机会。”后面的话我已经听出了他的心安理得——这样，赌博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输掉50万

“没告诉你吗，他去赌的时候有几件宝物不离身，一个手链儿、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金烟嘴儿，还带什么护身符——”

“到赌场去，那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市长。胸前带个金刚法轮，手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戴着项链，吆喝着——”

马向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到他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我又犯了错误”，从来不说他“犯了罪”。赌博是不是犯罪？中国的法律已经规定赌博为治安管理所不容，中国的党纪、政纪则规定党、政干部不得从事赌博行为。即使在澳门那样的特区，官方也明文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只有在节假日可以出入赌场。马向东借款赌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答案自有法院来定性，那50万美金很快被输光倒是事实，这一点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