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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交道的诀窍，诸如下飞机就佩戴好毛主席像章、夸赞中国的样板戏以及装模作样学习红宝书等等。

成龙的言论与港台地区的老百姓意识形态严重抵触，并且是每一个普通的港台居民都不可能接受他的观点，甚至于，没有哪一个正常的港台居民会听了他的言论而不愤怒的。在港台居民看来，成龙的言论简直是无知无耻到了极点。这就是成龙新片票房大跌的原因。其实，早在2004年成龙就因为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个“天大的笑话”，结果被台湾拒绝入境四年。并且让当年的电影《新警察故事》票房只有台币907万，和前一年新台币3888万票房的《燕尾服》，以及突破新台币1000万票房的《免死金牌》相比都差远了，显然说错话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成龙为自己的无知——对意识形态经济学的无知，付出了沉重代价。

另一方面，成龙的失误还在于不懂得“意识形态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愤青也是一个大市场，愤青具有共同的某些意识形态，作为合格的商人，就要迎合、把握愤青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经营、炒作，让愤青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埋单。这就是“愤青经济学”。成龙显然不懂得这门学问，他这次不但说了与港台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自由论，还接着发表了伤害爱国愤青的激烈言论，他说大陆电视机会爆炸，应该买日本电视机。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爱国愤青最看不得你说日本的好话，成龙不但说了日本的好话，而且还旗帜鲜明与愤青们唱反调，提倡日货，抵制国货。这与愤青们力挺蒙牛牛奶，抵制家乐福的思想和行动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激怒了大陆的广大爱国愤青，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神经。愤青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网络上已经有一大批民族主义“愤青”开始大肆批判成龙，还发起罢看成龙电影、罢买其代言的产品的运动以表达对成龙的抗议，发泄心中不满。

这次成龙的新片《新宿事件》，在大陆地区没有通过审核，没有在大陆上映也就不知道愤青们抵制的强度与广度，我们拭目以待成龙的下一部作品以及近期他在北京即将召开的演唱会的情况吧。已经有爱国愤青在网上发起抵制这次演唱会了。

成龙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经济上一错再错，为什么错了还会错，因为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还是劝成龙学习一下我们的“意识形态经济学”，针对大陆市场，还要认真辅修一下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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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点“仇富”，别谈“阴谋”（1）

周筱赟：少点“仇富”，别谈“阴谋”

我有幸见过茅于轼多次，最近的一次，是茅老在广州发表“茅于轼看经济政策”的讲演。知识分子、媒体人士都非常尊敬茅老，但茅老却是愤青最喜欢痛骂的人之一。对咒骂茅老的那些言词，其不堪程度，我实在不忍心想象茅老看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后来听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告诉我，除了收发电子邮件，茅老一般不上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网上那些骂他的话。眼不见为净，这对于80岁的老人来说，反而是好事。

真正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茅老之所以成为愤青最痛恨的人之一，是因为他此前提出很多观点，比如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说应该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因为降低学费，其实是让富人搭了便车，提高学费后，大学可以给穷人子弟提高助学金、奖学金等，他最近说廉租房不能有厕所，否则这个好处就被富人占去了。

仇富是愤青的典型特征之一，他们一听茅老要“为富人说话”，还没看后面那句“为穷人办事”，就开骂了。《中国不高兴》一书里，专门有一节，大谈仇富“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第127页），还大批厉以宁，说“厉以宁那些人经济懂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真一窍不通”。

愤青往往就是这样的非此即彼式的简单思维，不去思考其中的逻辑关系。一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激励更多的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财富，一成富人就要被仇视，那社会还如何进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学者变得极端虚伪，他们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这些人往往能获得愤青的力捧，比如*。

其实茅老才是真是关注弱势群体。他在山西农村地区开办小额贷款，帮助大量农民脱贫；他在北京开办保姆学校，帮助农村保姆找工作，还遇到官司，被索赔48万，面对有人建议申请保姆学校破产而逃避赔偿，他说不行，学校关了这些孩子都没地方去，他最终选择了由他们几个学校的创办人凑钱来承担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