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SCP与GOC是怎么成为收容帝国的(第1/2 页)

在目前的世界中，Scp基金会与Goc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高的两个异常力量；他们对异常的收容、镇压与运用毫无疑问达到了垄断水平。这一类异常组织集中垄断的过程与特点是不寻常的，呈现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型联合公司所主导的垄断行动不同的特征，且必然因为其特殊性形成比托拉斯和康采恩更复杂严密的结构。

按照《中国收容业》的统计，2010年在中国境内保存30个以上异常的机构有12个，保有50个以上异常的有六个机构，保有100个以上异常的有4个机构，保有200个以上异常的只有基金会与Goc。这二者的异常保有量都在500个以上，若计入归档的和已废除的异常，则基金会的异常保有量可达2000个。2020年，除各个机构的异常保有量外各有上涨外，这种格局基本未发生变化。《中国异常》的数据指出，1990、1995、2010年届基金会与Goc保存的异常力量分别占了中国大陆的43%与21％、46.9％与26.71%、50.69％与28.8%。若按照异常的综合力量，即从其数量、危险性、可利用性与储能来看，这两个组织集中了中国大陆的至少90%异常力量。这是因为异常数量的集中与收容的集中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基金会与Goc有目的性地将危险性更高的、可利用程度更大的异常优先集中在手上，同时也以科研目的定向制造为自己所用的异常。尾随其后的目的较单一的组织（如格鲁乌p部门、伊斯兰异常物品回收办公室等）与力量弱小的异常组织只能捡拾基金会与Goc遗漏的异常；这些异常要么不受基金会与Goc的关注，要么尚未被他们的庞大情报网所发现。这使得基金会与Goc的力量与其他组织相比愈加强大，而且这一差距也会扩大得越来越快。

这种情况显然不止发生在中国。基金会与Goc的垄断格局，就其范围来看，已经遍布了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并稳定地存在着。美国的任何异常组织都无法与这二者的力量相比拟。西欧的基金会的异常存有量在2011、2017、2024年分别达到了50.1%、54.66%与59.62%；虽然就职员数量来看，西欧的基金会职员数仅为该地Goc的1.2倍，仅达当地次强的异常组织蛇之手、欲肉教与机械之神教会人数总和的约一半，但人数的集中不能代表力量的集中。基金会与Goc的异常力量、科技水平与组织严密性决定了上述三个敌对组织的联合也不能压制这二者之一。

这种垄断是从异常的集中开始的。就异常的持有水平来看，各个组织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层。不计其数的个人持有单个异常，也有许多组织围绕着单个异常建立；但从单个异常到多个异常的变化是本质性的、飞跃性的，表示着持有者目的的改变，由偶然的、非目的性地走向有意识地收集异常。《智利异常调查（1999）》表示小异常持有者（持有单个异常的个人及组织）占了异常相关个人及组织的至少三分之二。只要迈出了由单异常到多个异常的一步，收容规模的扩大就是自然而然的。基金会与Goc天然地继承了前体组织的异常贮备，在起步上是有着巨大优势的。而一旦产生了部门的分工（这一点在基金会的历史中实现得很早），就代表着不同职能的联合，使得单纯收藏性的收容活动变得专业、稳固，并有了兼并能力。基金会与Goc历程中的大规模收容行动，尤其是对整个异常组织的收容与改组，就是以这种兼并能力为基础的。

上述情况都反映了基金会与Goc几乎二分天下的格局，这自然会导致二者的竞争与摩擦；但是，如此高度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对抗不仅不能作为反垄断的自由的因素提高这一领域的自由度，反而会从反面进一步遏制自由竞争。在大体量的竞争中其他主体难以参与，而竞争双方一方面为提高竞争力更加急迫地吞并集中，另一方面则部分地订立合约。在二者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中，每次重新建立合作关系或停止激烈竞争都伴随着新的卡特尔的建立。然而，当下次竞争开始时，这种卡特尔就自然消解了。这种不稳定的特性与基金会和Goc实际上的独立，使他们长期以来不能成为辛迪加或更成熟的形式。我们所说的“比托拉斯更复杂的形式”是就其个体——基金会与Goc内部而言的。他们本身的部门协调与分工、异常的集中与技术研发使得异常收容的社会化提高到了极高的水平，并使其自身足以成为垄断组织。同时，其部门的官能与业务范围之广也使得其足以有力地承担金融、科研与政治之外的任务，将其自身升级为几乎涵盖所有领域的大型复合体，比之托拉斯和康采恩显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