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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四品京堂，事前也没有告知。

锡良对自己的恩情不可谓不重，这练兵的事当然要办好才行。但究竟怎么编才好，却是件棘手的事。第五、六镇本来就是新军，不存在多少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人数不够还需要再加入一部分旧军。奉天的旧军，一共是五路，他都视察过了，对于其中的训练素质和精神状态也有所了解，但恰恰是这种了解却让他犯了难。以实力和战斗力来说，明显是前路和右路的部队要好一些，但这两路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对编入新军的试探不理不睬，没有多少热情，起先他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新军无论装备也好待遇也好都比旧军要强，总督现在又重视新军，按理说是个香饽饽才对。但让他惊奇的是，偏偏是这两路，待遇比新军还要好，装备也不差，问了原因，原来是两个统领自己出钱接济部下。后来才得知，这两路都是前任总督和再前任将军的红人，手里掌握着奉天最大的产业，秦时竹是辽阳公司的总后台，他老丈人更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所以这些巡防营每月领到的钱比新军还多，自然就没有任何兴趣。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他们几个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光是每年缴的税就占到奉天的五分之一强，和谘议局里的那些议员基本都有经济来往，动了他们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他们要是愿意编入还好，要是不愿意，造起反来，自己吃不了兜着走。而且，更加危险的是，站在他们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这些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的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起先别人告诉他新洮路、吉长路是这个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是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个武将去交涉。但恰恰是这个武将把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马营管带一出马就全部搞定，他终于明白了前任总督徐世昌对此人为何这么重用。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了，如果说他本来还能鼓起勇气在这个地头蛇上动土的话，那么招惹日本人无论如何他是不敢的。不要说他陈宦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到时候锡良再宠他，恐怕也保不住他。

他终于打定主意，不能动这两路，只好拿马龙潭的中路和冯麟阁的左路开编了，他们的士兵虽然差点，但经过训练，应该也是可以胜任的。到了十月份，编练的事终于有个眉目了，他也松了口气，但他不甘心就这么放过秦时竹他们，小心地对总督锡良说了他的担心。奇怪的是，本来对他言听计从的锡良，只说了声“切勿多言，我自有主张”就轻描淡写地过去了，陈宦不解，但也不敢多问。

他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遇到了只有总督才有的烦恼，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召开了第一届常会，在此之前，谘议局已经先行开了不少会，提交了众多议案，有督抚交议案、议员提议案和人民提议案等，内容千奇百怪，但总的说来，是要限制总督的专制统治。这还不算，他作为总督提交的筹集资金建设葫芦岛港案（1908年8月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思对葫芦岛附近海域进行勘测，认定此处为建筑港口适宜之地）和移民屯垦案，这些立宪派议员居然不理不睬的，没人肯出钱支持，很是让他伤脑筋。后来有个幕僚给他出主意，说奉天的绅商大都惟沈麒昌、禹子谟两人马首是瞻，只要这两人肯出面，这事就好办，而只有找到秦时竹，由他去说服，这两个人才会出面。

锡良没有办法，只好按这个说的找秦时竹谈了一次，说来也怪，等正式开常会的时候，这些议员纷纷表示可以出钱。陈茂德（夏海强的老丈人）带领一帮人准备筹建东北屯垦公司，由他们招募失地农民，先期发给种子、农具、路费，三年后与官府按地租五五分成，以十年为期。港口建设也募集到了300万元的启动经费，明年春天就可以修筑了。更让他意外的是，秦时竹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骄横跋扈，反而是个谦谦君子，一口一个“大人”，帮他把所烦之事速速办成不说，临走的时候还孝敬了一张两万元的银票。徐世昌走的时候关照他，说这个人“能办事会做人”，这下他是信了，陈宦的话他也信，但他觉得还不适宜向秦时竹开刀，至少现在不行。

由于缓解了立宪派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又为议员争取到了实际利益，谘议局的正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袁金铠在私下里都表示对秦时竹的感谢。特别是前者还兼任着奉天师范学堂的监督，秦时竹那张5万元的银票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好感倍增。

陈宦的算计和他对锡良的进言秦时竹是不知道的，就是知道了他也没多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