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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就是错误的。

作为被告的原歌剧团副团长梅少山，也许不曾料到事隔三十年自己会被推上法庭被告席。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是受当时的省文化局的指派参与该剧创作的，并非利用了副团长的职权。我参与提炼了该剧的主题，并对部分台词、歌词作了修改和增删，如韩英在牢房中唱的‘生我是娘，教我是党’、‘砍头只当风吹帽’等歌词。此外，还统一了剧本。”

至于剧本的署名，梅少山答辩说：“署上我的名字作为执笔人之一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为什么将我的名字署在前面，为什么没有署上朱本和的名字，当时并不由我一人决定。”

这是实话。在当时那种年代，一部作品的署名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作品的作者往往被某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力量剥夺了署名权。堂而皇之的署名者也许不是真正的作者，而真正的作者却默默无名。一些已署上作者姓名的作品，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重新印刷时将作者的姓名一笔抹杀。在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朱本和的名字被划掉，是不奇怪的。

这场法庭辩论又插入一个强大的“第三者”——湖北省歌剧团。它不否认朱本和参加了该剧的创作，也承认剧本上不署朱本和的名字是历史的误会，但它认为，《洪湖赤卫队》歌剧的著作权应归剧团集体所有。

它的主要理由是：该剧的创作人员都是本剧团的正式职工，创作活动是受剧团的指派；创作经费由剧团承担；剧本经过了全团集体讨论修改。这些陈述也有道理。

但是，根据这些理由，就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取代直接从事创作的作者的署名，仍然让人不能接受。这种“集体创作”，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多了，一部戏剧是“集体创作”，一部电影是“集体创作”，一部小说也是“集体创作”。以此类推，理论文章署名“理论组”，科研论文署名“课题组”，新闻通讯署名没有具体姓名的“本报记者”……　作品的直接创作者呢？不见了，被省略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正名：精神权利（2）

朱本和就是这样被省略的。当时他也许觉得这种省略有助于克服个人主义，但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种省略是对作者权利的侵犯。

历史就把这样一桩复杂的旧案推到了三十年后的法庭上。看你如何了结它。

一审判决：歌剧《洪湖赤卫队》文学剧本的著作权属湖北省歌剧团集体所有。

朱本和败诉了。

法庭说他的诉讼“依据不足”。

他确实“依据不足”。但是，三十年过去了，他现在上哪里翻找那些素材笔记和原稿呢？

我们没有理由埋怨他为什么不在当时就走向法庭。那时候没有哪一个法庭接这样的诉状。即使有法庭受理，他可能自己都不敢告呢！那不是追名逐利，资产阶级思想作崇？

现在他已白发苍苍。他终于敢在这个时候在法庭上高呼：那剧本是我先搞的！

即使打不赢这场官司，他也要喊出这句淤积在心头多少年的话，让人们知道有一个名叫朱本和的人为这个剧本进行过创作。

朱本和又提起了上诉。

法庭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朱本和与其他几位从事《洪湖赤卫队》剧本创作的人员一道，对该剧文学剧本享有执笔人的署名权。

这场官司持续了四年。

人们从这桩旷日持久的官司中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作者的个人悲欢，而是联想到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作为作者的署名权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他们的精神权利的其它方面如发表权、修改权、作品完整权等也不同程度遭到践踏。尽管在三十年后他们的名字重见天日，人们从眼前的喜剧中更多的是回想起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这种悲剧集中地发生在所谓民歌中。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谁的创作？署名“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是谁的创作？署名是“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谁的创作？署名是“新疆民歌”。《马车夫之歌》、《阿拉木汗》、《玛依拉》、《青春舞曲》、《银色的月光》……是谁的创作？“新疆民歌”！

这些歌曲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传唱不衰，人们却几乎至今都不知道它们是谁的创作。

它们的作者：王洛宾。

然而，广大群众甚至整个音乐界有多少人知道王洛宾呢？

这是多么不公正啊！

几十年里，我们已经十分习惯于将那些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歌曲称之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