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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遂回营。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历时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盘旋，并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坚固，且无攻城之具，所以虽兵临城下，并不危急。只看袁崇焕、祖大寿援兵到后，并不急于接战，而在广渠门外构筑工事，有断其归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边墙入关，陷遵化，蓟州巡抚王元雅自经死，驻关门的总兵赵率教赴援阵亡，清兵遂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营东南即广渠门外，则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师集，清兵不复再能由三河、蓟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门，则只有自顺义北走，经密云出古北口，袁崇焕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胜门外的总兵满桂，率师追击，三面夹攻，清军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焕，所以此次进关绕道蒙古、热河，不敢正面攻守锦州的祖大寿及坐镇宁远的袁崇焕，勘阵以后，复有“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之语，自度已难力敌，因用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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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中反间计，枉杀袁崇焕（1）

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