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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会点就可以算出距离，再由仰角算出高度，由高度与距离的变化可以算出速度。如果八八炮缺乏瞄准镜，就没有用处可言了。德军在入伍时，不论工兵的装备、通信的装备、兵工的装备都要学，所以到了军官学校后，不像我国的军官学校还有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官学校学生要学习骑马、跳舞、剑术，才能成为真正的军官。这些科目我都学得很好。一位军官会开吉普车没什么稀奇，而且坐在吉普车上的威风与骑在马背上的威风相较之下，实在逊色很多，养成的性格也不同；同样的，打手枪与斗剑所养成的性格也不同。我最得意的是那一年放暑假时，我到柏林去向一位很有名的剑术老师学习一个月，等我回到慕尼黑军校与老师斗剑时，可以说是所向无敌，而且三两下就把老师手里的剑打掉了，旁边观看的女孩子也疯狂地叫喊。

希特勒曾经召见军官学校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国那段时间，我见过希特勒三次。我与其他高级将领也见过面，但谈不上有交情。我与莱谢劳将军比较有联系。

后来我到LEIPZIG（中文译名为莱比锡，听说蒙古西征时一直打到莱比锡，主将拔都骑在马上，手里拿着长枪，啪的一下就把守城指挥官的脑袋敲下来），待在第七军团。军团完整的名称叫做army courp，我们现在把army称为军团是错误的。我们的编制是师—军—军团，德国的编制是师—军团—军，而且是野战军，所以他们的集团军比我们高一层。第七军团是一个摩托化与机械化的部队，所谓机械化与摩托化的不同处，在于摩托化部队在战斗时要下车，在车上就可以战斗的称为机械化，例如战车部队、装甲车。我在第七军团当了几个月的见习官，他们一方面派专人为我介绍德军的编装、战术思想，让我进入状况；另一方面，Courp属于一个战略阶层，所以他们也为我讲解野战战略。我另外有一个基础打得很好，我在国内时不过是个预备军官，到了柏林后，他们派我当蒋百里将军的侍从官，我在蒋将军身边两个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听别人说过我对德国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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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7）

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奥德河畔的步兵第八师，该师是山地兵，靠近波兰前方。当时德军预备向波兰发动钳形攻势，两翼采取攻势，我们的基地是口袋底，任务是守势作战，在德军向波兰发动攻势后，预防波兰军队突穿口袋底。我自慕尼黑军校毕业后，先到柏林，再从柏林出发，预备到波兰边境。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国内要我离开德军回国的命令，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德国在九月一日攻打波兰，而我则在九月十六日离开欧洲。我先在柏林住了几天，然后到比利时、荷兰，我在阿姆斯特丹搭乘一条德国轮船，从荷兰到美国纽约。因为苏伊士运河已经封锁了，无法直接从欧洲回到中国，所以先从大西洋到纽约，再从太平洋回来。

我出国前已经是少尉预备军官，到德国后，我重新入伍，再进入慕尼黑军官学校，最后以德国陆军少尉的身分离开。我在德国留学时，欧洲的风尚相当保守，男女朋友连手都没有拉过，我们在德国过了一段相当正常的交友关系。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柏林大学读了四个月语言训练班，成绩远超过在国内学习十年。此外我在伯爵夫人家学习到欧洲一切生活教养的习惯，也是我在德国重要的收获，这是一般留学生无法接触到的。

赴美受训

一九三九年，我在荷兰上船，准备搭船赴美，结果在比利时遇见蒋将军的三小姐，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但是因为有人要为我们说媒，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认为我回国后当一个排长，一场战争打下来凶多吉少，我又何必不负责任地制造一个寡妇呢，所以我不想结婚。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德国后，我到了美国，预备从美国回国。没想到到了美国后接到武官军事委员会传过来的一个命令，我国有一位空军中校蒋孝棠奉命到美国视察空军学校教育、后勤管理与部队训练，因为这位中校英文不太灵光，所以上级临时派我做他的随从官。他是我们蒋家孝字辈的，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侄子，但是在阶级上，他是中校，而我只是少尉。

美国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只有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我们大部分都是参观陆军航空队，不论学校、部队或是工厂都有，他们的工厂大部分都是民营的，我们也参观他们的后勤及电信设备，从西岸一路看到东岸。这位蒋孝棠中校，他比我小一辈，但是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