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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坐下后，都把椅子向证人身边挪。多特站在摄像机后几英尺的地方，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受好奇心驱使的几位邻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钢丝网眼篱笆上。从街头一台收音机里，传来康维·特威蒂嘹亮的歌声，但目前这还没有使我们分神。这是星期六的上午，从远处不停地传来刈草机的嗡嗡声，与邻居们修剪树篱时发出的咔嗒声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对着4位律师和1位法官的注视，竭力显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证的目的十分明显：陪审团需要倾听他的证词，而将来开庭时，他却已经离开人问。他应该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证会以过去常见的那种方式进行。法院书记官用录音机录下提问和回答，再用打字机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证词，审判时由律师向陪审团宣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的取证，特别是对垂死的证人取证，常常用录像机录下，然后向陪审团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证词也将按标准程序用速录机录下，这将使原告和被告、陪审团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个录像的情况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证词。

这种取证所化的费用，视长度而定。法院书记官按照页数收费，因而戴克要我提问时简明扼要。这是我们在取证，费用得由我们支付，他估计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场官司代价实在不菲。

基普勒问唐尼·雷是否已准备就绪，接着便命令书记官让他宣誓。他保证将说出事实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证人，目的又在于为将来庭审取得证词，我对他的质询就不能像平时“钓鱼”时那样随便，而必须符合取证的种种规则，因而我心里颇有点儿紧张。但基普勒在场，又使我大为安心。

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