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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