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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国，为它对现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难过，而政府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就算牺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国的旗帜和名称对于那些刻板的国会改革问题所具有的神奇魔力。我或许“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会为英国国旗插遍玻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东方的每一个尖塔而欢欣鼓舞。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之后，还是得回到这条道路上（帝国主义）。看看现在对喀土木的远征，以及为您的殖民地理论提供的论据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8）

如果我能成功进入到下院，我会支持现在的自由党政府（但是）如果我最终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现他们自己的风格逐渐成形，而且如果这种风格让我感到不安（我有意使用了强调），我将退出这场游戏，退回到平常的低调生活状态之中。

这封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能记得费迪南德成为新设立的白金汉郡中区单人选区议会候选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堂兄纳蒂已经被授予了贵族身份。现在已经证实，格莱德斯通选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提升纳蒂的原因之一，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替换他在下院的位置，而且现在应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想这样做。1884年10月29日，哈亭顿的秘书勒景诺德·布雷特就这个问题给自由党总督导和机要秘书理查德·格罗斯维诺爵士写的信上，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布雷特的信开门见山地提出：“您和格莱德斯通先生应该对纳蒂·罗斯柴尔德特别客气。他并不是一名很死硬的自由党人，但是我认为让他自己放任自流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而且如果把他推向托利党人阵营的话，反对就更少。”这是一个拐弯抹角的提议，一个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想法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他随之警告格罗斯维诺在下院用费迪南德替换纳蒂可能不会产生自由党领导层所期望的结果：

如果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会相互倾轧，期望费迪南德更容易相处或者是更听话，是可以用纳蒂作为代价来替换，实际上这将会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团结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历史了，如果自由党与纳蒂分道扬镳，就意味着与他们的整个家族决裂，而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做法对我们来说一无所得。

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如果他取代了纳蒂的位子，罗斯柴尔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仍然会与之前一样。正如收信人酸溜溜的评论所说的：“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想进入国会，而我告诉他他是托利党人，而且应该站在托利党人的立场上他永远不会以现在这样的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这一点我很确定。”这最终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费迪南德开始的时候是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选（为争取那些非国教人士的选票，他甚至对戒酒也表示了支持），到1890年，他在议院里描述自己是“萨利斯伯利政府坚定和狂热的支持者”。

保存在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的访客签到簿上的那些名字，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在1881～1898年间经常出现的政治访客名单中，自由党人士略占优势：爱德华·汉密尔顿以不少于52次的到访数领先于其他人，然后是自由党领导人哈亭顿（10次）、自由党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哈尔科特（9次）、罗斯伯里（9次）以及迪尔克（2次）。其他的自由党人访客包括格莱德斯通、勒景诺德·布雷特、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以及他的同事詹姆斯·布莱斯（后来的兰喀斯特公国的首相以及商会的主席），该党未来的领导人赫尔伯特·阿斯奎斯、卡林顿爵士（后来当上了新的南威尔士总督）以及达尔豪斯伯爵（后来当上了苏格兰的国务卿）。两位最常见的访客是自由统一党人士：总检察长亨利·詹姆斯，他到过17次，以及约瑟夫·张伯伦，他曾12次做过瓦德斯顿的客人，而且通常由他的儿子奥藤陪同前来。同时，几乎有与自由党人同样多的托利党人：哈瑞·查普林（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后来的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在瓦德斯顿停留过26次；萨利斯伯利爵士的侄子和继承人阿瑟·贝尔福（8次来访）；萨利斯伯利的助理私人秘书兼印度副国务卿乔治·科赞（也是8次）；农业委员会主席沃尔特·龙（5次）；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两次）；战争部次长布朗罗伯爵（也是两次）；以及外务部次长詹姆斯·弗格森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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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罗斯柴尔德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