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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被很严格地遵守着，康斯坦丝在她1861年的日记中做了记录。她的母亲路易莎在1857年发表的安息日演讲，比如有关诚实、家庭和睦、和慈善等内容，很多都包括在当代的圣公会布道书里：

主啊，您让我感到如此幸福，您在您的成千上万的生灵中如此宠爱于我，赐予了我如此多的祝福，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我只能祈求您使我乐善好施，对那些遭受痛苦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充满怜悯之心，使我远离自私自利，使我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好恶。主啊，请您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给饥饿的人以食物、衣不蔽体的人以衣物、痛苦的人以慰藉，只要我还有能力和办法去这样做，否则我将不配享受您对我如此慷慨大方的仁慈，不值得您对我如此的厚爱和呵护。荣耀归于我的上帝，阿门。

由于在这样的一种宗教氛围中成长，因此路易莎的女儿们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喜欢去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做礼拜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夏洛特成长于法兰克福那种非常守旧的氛围中，居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她给儿子利奥的信里显示，她经常参加非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作为地主，她认为她没有理由不参与到自己地区圣公会教堂的事务里。她在1866年聆听了牛津主教在艾克顿教堂（靠近加奈斯贝）里典礼上的布道，她坦承她被他的弥撒给迷住了，但伦敦主教在伊令的一座教堂里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没有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在这方面，她并没有显得太独特：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在捐赠蒙特莫尔地产时对牧师的任免进行了直接的干预，促使一名牧师离职。“我希望”夏洛特说道，“差异可以得以解决，因为在宗教活动活跃的时候，基督教牧师与犹太人捐助者间的争吵总是让人感到不快。”夏洛特被英国天主教的时尚世界所吸引，鉴证了（时间跨度正好一年的时间）一场天主教义卖活动，由曼宁大主教主持拿撒勒教堂典礼，在肯辛顿的加尔默罗修道会礼拜堂以及在慈善修女会教堂举行两仪式。在每次活动中，她都要回请这些天主教朋友，比如洛西恩夫人和林德赫斯特夫人。

夏洛特总是把她在这些场合中的所见所闻与犹太人聚会礼拜的情况做比较，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总是有利于她自己的信仰，因而她会出现比较强烈的批评倾向。在出席犹太免费学校的颁奖仪式时，她觉得：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3）

我被那些参加典礼的各色人等之间的反差所深深地刺痛，这些人有犹太学生、主教、资助人、朋友和来宾，他们也参加过（天主教）慈善会的类似活动艾德雷博士（可能是总拉比的儿子赫尔曼，贝斯瓦特犹太教堂的首席牧师）简单讲了几句话后就匆匆离去，就好像房间里面有什么瘟疫在流行似的，而格林先生（中央犹太教堂的A·L·格林拉比，他同时还是替她颁奖的人）从侧门逃也似的离开，没对任何人说半句话。没有一个来宾，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摆满了空椅子。我一个人就霸占了如此大的地方，让我感觉无地自容，我宁愿退到唱诗班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天主教的跪拜及表现的礼仪、绚丽的仪式，他们的各种做法、各种优秀的做法是那么高贵和庄重，而我们，则根本没有人来费这番心思。

按照这个说法，一切都变得十分明了了，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组织曾经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申请过经济资助。这些申请中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871年，一位天主教牧师就说服夏洛特为他在布罗涅特福德的学校捐出了50英镑。

这同时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还是通过慈善工作来保持他们对宗教事务的影响力，男性为主的慈善形式一直以非常明显的方式长期存在着。在维也纳，安瑟尔姆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30分从浏览那些申请资助函开始每天的工作，他自己决定给每个申请人的资助金额；甚至在他每天到香布路恩动物园散步的时候，都有一名银行的职员跟随，给那些他遇到的乞丐分发硬币。在法兰克福，雅各布·罗森海姆是威廉·卡尔的“乞丐事务秘书”，但威廉·卡尔仍然自己对资助事宜做决定。他的儿子这样写道：

每天晚上，通常是20点或是21点，我父亲都会到位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去面见男爵，有时候是去格鲁内博格，亲自将一份由我母亲认真起草的，平均20～30人的申请资助人名单交给男爵。这些申请来自整个犹太人圈子，由每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拉比，以及来自东西方的福利组织推荐。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由男爵亲自决定他认为合适的金额。偶尔，他还会很惬意地阅读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