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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看见奥利维雅正冲他笑！我想他可能已经拿了本属于我的情人卡。他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我的大衣挂钩、我放午餐盒的柜子、我的书桌，可能还有我在球队里踢球的位置，我的情人卡！

这简直太不公平了！鲍尔·安德森他没我高，更没有在老师一提问的时候，就立刻站起来回答问题，这说明他还没我聪明。

他只不过是碰巧还活着！这太不公平了。一个长得没你一半好看、本事没你一半大、脑子没你一半聪明的人，竟然拿走了你的大衣挂钩、你放午餐盒的柜子、你的书桌，还有你的异性爱慕者！为什么？就因为他还活着，就因为他还活着，我却死了？芽我简直恨死他了。我不知道他是哪里冒出来的，竟然取代了我的位置。

“好的，”思罗克老师说，“现在我们做下一道题。两个负数相乘，会得到什么结果？彼得。”

“一个正数，老师。”

“很好。那三个负数相乘呢？”

她像是在问我。但问我等于白问，我一点也不懂。我落了所有的课。三个负数相乘会得什么？这个问题问我，没用，因为我死了。

我站在教室里，谁也看不见我。我看着周围我所有的同学。我还看着坐在我位置上的鲍尔·安德森。我回头看班主任思罗克老师，听着她的声音。她的声音里有悲痛吗？有为失去哈里，她最优秀的学生而感到的无比悲痛吗？一点也听不出来，一点也没有。“生活还在继续”，就像人们常说的，“离你地球还不转了？”你不存在了，但生活还在！

我看见鲍尔·安德森在咬铅笔头，看样子他一点也没有听懂老师在讲什么。

“既然两个负数相乘得到一个正数，那么这个正数再乘以一个负数，最后还是得到一个负数。”思罗克老师自己回答了她刚才提出的问题。

听这话就像听天书，看样子，负数对鲍尔·安德森和我来说，就像象形文字一样难懂。这可不像象形文字对中国人那样简单！

我有点同情鲍尔·安德森了，突然不那么恨他了。毕竟他坐在这里还不是他的错。他父母可能刚搬家到我们社区，他也就跟着转学到这里。他挺无辜的，可能他压根就不知道那是我的大衣挂钩，看它空着，就把衣服挂在上面了。

但其他人不可能不知道啊！他们真该骂，都赖他们没有告诉鲍尔·安德森，也没有阻止他，否则他是不会坐在我的位置上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呢？彼得、奥利维雅、班主任思罗克老师、校长哈里特先生，还有足球队里的每一个人。教室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用来怀念我的，没有一样。也没有一个人在胳膊上带黑纱。

“在一个数上，是加一个正数会让它变大，还是加一个负数会让它变大……”

４８

就在这时，我看见我身后的那面墙了！它上面贴满了小诗、图片、照片、水彩画、还有油画，整整贴了一墙！最上面有一行大字：我们的朋友哈里。

那是我，那是关于我的。整个一面墙，都是关于我的。我说他们都忘了我，这话多傻、多不应该呀。每一个人都那么好，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每个同学都写了，就连跟我关系不好的同学都写了。

上面有一首小诗，写在一张蓝色卡片的白色底页里，卡片中还夹着一支压平的干玫瑰。诗的题目叫《惟有哈里》，是奥利维雅写的。但是我不想把它念给你听，这可以算是我的“隐私”，虽然它贴在墙上，全班人都能看。不过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读完这首小诗，心里有点酸酸的，就像你快要哭时的感觉。但是我没哭，我这个人很少哭，就像别人告诉你的，人就应该成天开开心心的。

这里还有一篇作文，叫《我的好伙伴哈里》，是彼得写的。但是它一点也不悲伤，彼得写的很有趣。他写了我们在一起的所有事情，连我们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他都写了。但他写的让你一点也不感到那是件让人犯难的事情，读起来就像是笑话——比我记忆中的有意思得多。他写得太好了，我读了好几遍，好让我把他写的所有的事情都回忆起来。他提到我们有一次去踢比赛，我把放在长凳上的球衣给丢了，结果我只能穿着我红色的衬衫上场，从那以后，人家就都管我叫“红色魔鬼”。其实事情一点也没有写的那么好玩，当时我都快急死

了。不过经过彼得这么一写，我觉得原来我过得还很“精彩”。

也许，也许我有一个很精彩的生活。彼得的作文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在彼得作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