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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要发展，又有两个条件，一是成本要降低，这就要“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二是竞争要公平，这就要“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不过，农民向城镇集中也好，工业向园区集中也好，都必须做好规划，所以要“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些事都要钱，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钱从哪儿来？”这事我请教过许多人，包括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大邑县委书记的蔡亦如。蔡亦如帮我算过一笔具体的小账。他说双流县文新花园成本是每平方米700元，农民只出500元，政府补贴200元。农民的钱从拆迁安置和青苗补偿的费用里来，问题不大。开发商也有10％的利润，属于微利，但是不打广告，没有风险，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都低。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农民买得起，政府给得起，开发商也有利可图。当然，一个县政府，拿个几千万还是心痛。农民也可以请建筑公司自己建，拿多少钱出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但规划和监管是统一的。不过蔡亦如也承认，反正不管什么模式都要钱。“钱从哪儿来”始终是个问题。

成都市委、市政府认为，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主要还得靠市场。一方面是财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市场化的机制，也就是在经济上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要有一个融资平台，能够把资金筹进来，运转好，又不给今后留过重的负担，这就要点本事。具体地说，就是要“经营城市”。当然，城市本身是不可经营的，但城市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经营。比如打造一个公司，通过银行来筹集资金，进行市场化运作，利用成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以及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提升，把土地用起来，按照规划来实施。将来土地升值了，卖出去，除了还贷甚至还可以再赚一点。只要形成这个机制，就可以良性循环。他们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人没有经济头脑，算不过账来。这套办法是否可行，坦率地说弄不清楚，还是留给懂行的人讨论吧！

其实，“钱”的事很不简单。不但有“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还有“钱往哪里去”的问题。所谓“钱往哪里去”，一是用来干什么，是投资，还是挥霍，或者是进了私人的腰包？二是即便投资，也有一个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即“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这两个问题在基层又尤其重要。如果说高层（省、市）、中层（区、县）主要考虑“钱从哪儿来”和“钱往哪里去”，那么，基层（乡、镇、村）就必须重点考虑“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特别容易出问题。青羊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杨林兴给我讲过这件事。他说以前村上都是会计、出纳一肩挑，这就不大说得清楚。现在的办法是“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也就是说，村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包括上级的拨款，都由街道代管，说白一点就是街道充当会计，村委会只是出纳，这就从制度上防止了腐败，也解决了“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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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与忧虑（2）

杨林兴是在谈城乡一体化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发现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或者“三农”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问题。比如青羊区的“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原本是要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设计出一个可以防止腐败的制度，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实际上经济和政治总是难解难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成都方式”的三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公推###”。

我们知道，公推###包括两个环节，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直接选举”。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直接差额选举”。显然，这里面又有两个环节，即“直接”与“差额”。这也是这项改革的紧要之处。“差额”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项改革中，如果“选举而不差额”（等额选举），哪怕是“直接选举”，也失去了改革的意义，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且还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公开推荐大会”（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会”，或命名为“推荐委员会”，简称“推委会”）变成了实际上的选举机构。这就既违背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违背了“党内民主”的原则。要知道，这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