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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认为的小说,写我喜欢写的小说,写较广泛的人爱读而不是某些专门研究小说的人爱读的小说,这便是我的寻常的追求。即使为这么寻常的追求,我也衣带渐宽终不觉,并且终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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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注平民生活形态
我既为较广泛的人们写小说,既希望写出他们爱读的小说,就不能不睽注平民生活形态。因为平民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还因为我出身于这一个阶层。我和这一个阶层有亲情之缘。
我认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他或她的“阶层”亲情。这一点体现在作家们身上更是明显得不能再明显。商品时代,使阶层迅速分化出来,使人迅速地被某一阶层吸纳,或被某一阶层排斥。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态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所吸纳的。一旦被吸纳了,作品便往往会很中产阶级气味儿起来。这是一种必然而又自然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没什么不好。一个新的阶层一旦形成了,一旦在经济基础上成熟了,接下来便有了它的文化要求,包括文学要求。于是便有服务于它的文化和文学的实践者。文化和文学理应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
从“经济基础”方面而言,我承认我其实已属于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我是这个阶层的“中下层”。作家在“经济基础”方面,怕是较难成为这个新生阶层的“中上层”的。但是作家在精神方面,极易寻找到在这个新生阶层中的“中上层”的良好感觉。
我时刻提醒和告诫我自己万勿在内心里滋生出这一种良好感觉。我不喜欢这个新生的阶层。这个新生的阶层,氤氲成一片甜的、软的、喜滋滋的、乐融融的,介于满足与不满足,自信与不自信,有抱负与没有抱负之间的氛围。这个氛围不是我喜欢的氛围。我从这个阶层中发现不到什么太令我怦然心动的人和事。
所以我身在这个阶层,却一向是转身背对这个阶层的。睽注的始终是我出生的平民阶层。一切与我有亲密关系乃至亲爱关系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仍生活在平民阶层。同学、知青伙伴、有恩于我的、有义于我的。比起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他们的人生更沉重些,他们的命运更无奈些,他们中的人和事,更易深深地感动我这个写小说的人。
但是我十分清醒,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是无心思读小说的。我写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知道。我将发生在他们中的人和事,写出来给看小说的人们看。
我又十分清醒,我其实是很尴尬——我一脚迈入在新生的中产阶级里,另一只脚的鞋底儿上仿佛抹了万能胶,牢牢地粘在平民阶层里,想拔都拔不动。我的一些小说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我的尴尬。
这一份儿尴尬,有时成为我写作的独特视角。
于是我近期的小说中多了无奈。我对我出身的阶层中许多人的同情和体恤再真诚也不免有“抛过去”的意味儿。我对我目前被时代划归入的阶层再厌烦也不免有“造作”之嫌。
但是我不很在乎,常想,也罢。在一个时期内,就这么尴尬地写着,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继续地脚不停步地在稿纸上“赶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变成了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即使仅仅是“中下层”中的一员,我也许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我是个“社会关系”芜杂的人
中国的作家,目前仍分为两大类——有单位的,或没有单位的。有单位的比如我,从前是北影厂的编辑,如今是童影厂的员工。没单位的,称“专职”作家,统统归在各级作家协会。作家协会当然也是单位,但人员构成未免太单一。想想吧,左邻是作家,右舍也是作家。每个星期到单位去,打招呼的是张作家,不打招呼的是李作家。电话响了,抓起来一听,不是编辑约稿、记者采访,往往可能便是作家同行了。所谈,又往往离不开文坛那点子事儿。
写小说的人常年生活在写小说的人之中,在我想来,真是很可悲呢。
我庆幸我是有单位的。单位使我接触到实实在在的,根本不写小说,不与我谈文学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听一个写小说的人谈他的喜怒哀乐,与听一个不写小说的谈他的喜怒哀乐,听的情绪是很不一样的。
我接触的人真的很芜杂。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不拒之门外。我的家永远不可能是“沙龙”。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倘我在悠闲着,我不愿与小说家交流创作心得,更不愿听小说评论家一览文坛小的“纵横谈”。我愿意的事是与不至于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