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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张元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钢丝般坚硬的头发，满头的刨花卷，桀骜不驯。这个面带笑容、眼神温和的人，尽管不太认同“第六代”这种有些概念化的划分，却是与他同一年龄代的导演中最多产的一个：从开始的所谓“地下电影工作者”、“独立导演”身份，到后来拍摄MTV、小成本商业片、纪录片、商业电影、电视剧，他不断变化着关注对象，变换着艺术风格与形式，东奔西跑，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我对艺术的入门是从绘画开始。我的观察社会、观察物体、观察人物都是从绘画开始，之后又学习电影摄影。但这些对我来说，在拍电影的时候反而有不利的影响。我经常对自己强调的是，你现在不是在画画，不是在做摄影师。我总是希望能忘掉自己的专业出身，总是有意把一部分审美忽视掉。”

●　地下是一个挺大的词

张元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叫《妈妈》。《妈妈》为张元赢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

“我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记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是地下导演，怎么是独立导演？’当我第一次听到人家宣布说‘现在请中国的独立导演张元上台……’，我特别紧张。当时我想象地下是一个挺大的词，不敢想象一个导演能是独立导演。”

之后，张元又拍了《北京杂种》，还有《东宫西宫》、《儿子》、《金星小姐》、《疯狂英语》……后面几部电影都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

他安慰自己，“虽然拍了那么多电影不能被人看到，但它们还是电影，不是枉费，而是一种存在。”

内地的观众看不到张元的电影，但不影响他的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妈妈》在100多个电影节放映过，《东宫西宫》放映了40多个国家。

张元：从“地下”到“地上”（2）

到了1997年，我终于想通了，我一定要让我后面的电影能有机会在国内发行。拍《过年回家》时，我很坚决，一定要让这部电影在国内公映。”张元谨慎地操作着从“地下导演”到“地上导演”的蜕变，“虽然影片有时候就被剪掉了一点点，但在之前，我有很多的‘自我审定’，有的电影能不能在国内放，先给它筛一遍，剧本通过后，再改一遍，最后交上去之前再剪一遍。”

●“我总在想到底什么是真的”

张元电影的“题材的争议性”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张元对“剑走偏锋”这个词很敏感。

也许张元不喜欢这样的形容词，但却坚持自己的拍摄角度是有价值的。“大家都看到的东西，再去发现，对于我来说，没有挑战性，也缺乏意义。”

在张元的电影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北京杂种》中的崔健是张元的好朋友，而《儿子》的主人公则是张元楼下的邻居。那些近距离生活在张元身边的人，最终进入了他的镜头。“我觉得离我很近的人也完全可以进入到画面里面。而且我了解他们，我更知道他们的哪些是最真实的。”他说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个得到真实的过程。“我总在想到底是什么是真的。”

“一家四口人自己去演他们自己的真实生活，父亲因为长期酗酒住到了精神病院。当时我为了拍这个电影，把他从医院借出来，让他们一家人真实地去演他们的故事。我在看着他们的表演时经常恍惚，到底哪些是真的？”

“支撑自己拍电影的‘最大的激情’是因为自己还有一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兴趣。”他说，“偏执是不是就是独特的角度？我不敢想象没有反抗，没有自己的角度，会是什么样子。”

当问到他是否觉得自己幸福的时候，张元似乎被难住了，思忖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字斟句酌地回答：“如果我说我今天是幸福的话，是因为我还能做我喜欢的工作。”又改口说，“也许我不是那么幸福的，但会有幸福的状态呈现出来。”

●　干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在采访过程中，张元把整个身体靠在椅子上，慢慢地吸着烟，常常一个问题要等待良久才能得到几句简单的答案。

吴虹飞：你怎样评价“第六代”导演这一群体，你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怎样的？你认为你和哪一个群体或哪些导演距离感最近？

张　元：我们这拨导演拍的东西，各方面差异都挺大的，像娄烨、王小帅、陆学长。我不知道“第六代”是不是也把贾樟柯划进来了。每个人拍的东西都是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