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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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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

⑥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

张学良传……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１２月９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