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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闲言碎语，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过，郭氏为人豁达，不愿与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去争一日之短长，这些他都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后来，以权势炙手可热的杨宇霆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冷言冷语，对他处处刁难、排斥，他就难以容忍了。

如果说郭松龄与杨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还比较隐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就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如在榆关，九门口之战中，“当榆关久攻不克时，张作霖命姜登选、韩麟春率部由九门口攻入；当姜、韩所部顺利到达沙河寨，包围山海关背后之敌时，遭到直军的顽强抵抗。姜登选与张学良商定：将山海关郭军的八个团加入沙河寨。郭松龄奉命赶到后，坚决要求接替第一线，从正面突破敌人。‘姜、韩认为郭氏争功’，破坏军纪，让郭‘充作预备队’。张学良也不同意郭的请求，对郭略有责难。郭愤然率部撤退，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驰马随到二三十里外，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曾在一茅屋里抱头痛哭’。后来，张学良常讲他有段‘张良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就指的是这件事。郭松龄撤离战场当然不对，但据他后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他当时离开战场，‘并非抗命，实畏姜、韩谋杀耳’（战后姜在北京曾对李书城言，未能杀龄，实龄之侥幸’）。⑥

后来，郭松龄还是又率部返回前线了，并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绕道冲至敌军侧后的海洋镇，单刀直入地进行突袭，切断直军退路，加之李景林、张宗昌的密切配合，冯玉祥也突然倒戈，宣布“班师反吴”，所以终于把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许多将领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龄却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对张作霖不满的种子。

何以竟会如此呢？要说起来，这与奉系军界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是有关系的。原来，“张作霖手下将领中，有‘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领袖是杨宇霆，拉拢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为一派；而讲武堂派则由郭松龄及张学良纠合东三省讲武堂受训学员自成一系。杨宇霆因见郭松龄与张学良相处至近，乃屡向张作霖进言，表示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宜加裁制。恰当此时，郭松龄经征得张学良同意，将俘获的直军三万人，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人，编成三个旅并委刘振东、刘伟、范蒲江分别为旅长。张学良回到奉天把这事报告给他老子时，不料，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是，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直军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与韩麟春，各扩编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难收。张学良回防时，郭松龄已把改编事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事后，也只不过把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实质上人枪并未拨出去。张学良和郭松龄既是同一鼻孔出气，而且扩编的又是他属下的部队，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不加问闻。但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隙嫌，士官派和讲武堂派的裂痕则愈来愈深了。”⑦

是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说三万俘虏的改编还仅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随后的显然有些考虑不周的封官晋爵，则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实，细想一下，也难怪，奉军既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武装集团，它的稳定、兴盛是相对的，而它的动荡、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⑧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