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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罗帅听后高兴地对谭政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又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但他还是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等来等去，谭政向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不仅没得到回复，反而说他写的那个民兵工作考察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与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相对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谭政又去找罗帅。这时，罗帅的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谭政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谭政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跟罗帅说上一句话。这不能不使谭政悲痛万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谭政禁不住失声痛哭。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不少领导下了基层，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思想。谭政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第二天，谭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去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谭政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谭政在这个工厂里认认真真地当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是喜欢，很愿接近。

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纠纷，也愿意找他帮助解决。既然是工作组组长，就要管点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他带上秘书就出发了。不料，来到南昌当晚，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秘书反问：“这是谁的意见？”电话里传出来一个响亮的名字。秘书只好回答：“知道了。”怎么和谭政交待，思来想去，只好撒谎。“谭副主任，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谭政不解他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刚刚改期的。”秘书说道。谭政说：“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秘书反复劝他不要再问了，可谭政还是坚持要问。无奈，秘书只好实话实说了。谭政听完后，就再也不说话了……谭政从九江蹲点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长。可是，这个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新的灾难，又一次无情地降到他的头上。1967年隆冬，北国已是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南乡福州，却秋韵未尽，绿荫浓浓。马路两旁，主于粗壮的榕树，刚劲挺拔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翠绿欲滴，仿佛是绿色的飘带，绵延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给这平静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住在福州市内五峰山军区大院里的谭政（他是不久前为回避红卫兵冲击，经省委决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际处迁到这里的），无心浏览榕城的自然风光，一场不样的厄运，似乎马上就要降临。接连几天，台风阵阵，阴雨霏霏，寒冷异常，市区内市民居住的二层结构、普遍从东向西顺风倾斜的木板房，发出吱吱的响声，似乎很难招架住这逼人的风寒。厄运果然发生了。福州军区卫校造反派学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带红袖标，深更半夜闯入谭政家中，把他捆绑起来，押解到北京。尔后，在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谭政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一起，轮番接受批斗，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文革”中发明的各种“刑罚”，应有尽有，苦不堪言。从此，谭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文革”监禁生活。

八年里，谭政先是和罗瑞卿关押在一起，以后又分开。开始被关到北京卫戍区教导队“什坊院”。在此院被关的，还有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按照住房的序号，他们被称为1　号、2　号、3　号。l　号是彭德怀，　2号是谭政。谭政的监房比别人昏暗得多，别人的门窗朝前，门窗一壁，而谭政的监房要通过一所过屋才能进去。窗子封得严严实实，外边已安着一个漏斗状观察窗，见不到一点阳光。一天到晚＇奇·书·网…整。理'提。供＇，室内极度昏暗，特别是阴雨大，室内白天黑夜没什么两样。这样，谭政本来就压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说话，也很少在室内走动，往往是在一个地方许久许久地站着，有时瞪着两眼，呆呆望着，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内心痛苦超过了极点。他的神经己有些失常了。后又被转移，关在公安部办的政法大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