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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大量的非党干部，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能建设得很好的。因此，对待非党干部，必须打破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成见，安定他们的情绪，使之安心为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在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应当适时提拔。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新鲜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仇视知识分子，忌恨知识分子是错误的。在旧军人出身的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对于那些有能力有经验能够指挥作战的旧军人干部，经过考验之后，可分配当指挥员。凡是率领部队加入我军、愿意接受八路军、新四军指挥的旧军人，无论来自伪军反正，土匪投诚，以及其他性质起义，均须格外优待。在通过军委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训令方面，谭政也是精心策划，亲自主持的。

1939年5　月6　日，谭政与王稼祥就关于审干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审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干部思想能力、个性、特长，发现积极分子，作为提拔干部的根本。1939年6　月25日，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训令》提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原则是：（一）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二）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四）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的接受本军光荣传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大胆吸收和耐烦带领他们，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①1940年8　月13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央军委发出《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指出：……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的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老干部。（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及老部队。……。

1941年3　月18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夫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健康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不关心，必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干部保健工作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合科学的铺张浪费，如乱吃补药；另一种是克扣太紧，因小失大。1941年10月17日，又发出《关于军队内技术部门、技术兵种与技术专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指出：由于我军的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缺乏科学知识，对于专门技术不甚了解，固此发生：把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问政治，不同技术，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妨碍技术的专门化与提高，甚至以政治压倒技术，使发生技术退步的严重现象；不顾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的特殊需要，在装备、供给、经费等方面，定出平均主义的待遇；对技术专家舍不得给钱，又舍不得给名义，提出“专家政治化”的错误口号。为了纠正上述现象，政工人员须加强技术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工作，不懂技术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员，无权干涉或妨碍技术；保证技术部门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请专门人才等八条措施。①1941年12月9　日，谭政又与王稼祥、傅钟等军委总政领导人关于对专门家政策问题与罗瑞卿交换意见：（一）所谓同情分子，在我军中大多是指各种不同的专门家（医生、工程师、军事人才等），对战士则无重大意义；（二）我们对专门家的政策应当是鼓励他们向技术方面发展，而不是用主观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组对于入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