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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复商此事。

柳向郭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二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20万让于伯驹，但因财力不足，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郭应允。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不能支付。伯驹四处筹措无望，无奈，只好将二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间人协调结束。

不久，郭逝世，其珍品归其子。日寇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伯驹偕妻携女，颠沛流离，但一直挂念此事。日本投降，他从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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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权势　力护国珍（4）

春农回复，尚在郭家。伯驹表示，愿收藏。其子让价，二帖为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居间人往返数次，磋商于郭昭俊，价能否再低一些，郭没有诚意，但伯驹并未罢休。

正在这时，###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到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张伯驹商议。

王世襄意见，首先让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伯驹极为赞同。

王荫泰在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曾下令：“此部瓷器有所移动，必须先呈报。”郭氏藏之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盗卖于美国外，其余由郭昭俊让价王荫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从文华殿及热河行宫提取的原物，即使收回，议价也不宜过高。伯驹建议王世襄妥善处理。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消息传开，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荐，攀援上了宋子文。经几次接触，一桩交易，双方默契。

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郭暗地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

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瓷器，室内悬挂着郭世五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窃窃私语。

张伯驹深知内情，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啊！”他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帖的下落。

一年以后的一日，他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鹰来函，约其撰稿。

为了不致使国宝流落散佚，他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佚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此事，各种场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事不妙，恐惹物议，急忙派人将二帖退还郭昭俊。

《新民晚报》的艺坛通讯载：“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张伯驹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视着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携帖逃往上海，从香港转至台湾。

这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披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之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

张伯驹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赞扬。然而，他也受人责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说：“张伯驹身为本院专门委员，不为院里之事隐讳，反而还大肆宣传。”伯驹听后，一笑了之，表现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的意度。他的眼睛继续盯着二帖，以至穷追不舍。

不久，他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将二帖押在英国某银行。伯驹又各方呼吁。此事后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经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帖。

伯驹自1937年见到二帖，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当收藏家的这颗心落下来时，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然而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好啊！”

倾家荡产　慧眼蓄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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