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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个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话语,不和谐的声音,阴暗处的窃窃私语,和模糊不清的威胁来讲述一个遮遮掩掩的故事。在那个批评现实生活的阴影中的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也没有向他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具体形状只有疑问。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适合他成熟的想像;于是,他尽最大努力告诉自己,那一点异议和不和谐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脑中等待成熟。
在大学的三四年里,我们都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后回头的机会会很小。约瑟夫·戴维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笔流畅,早就开始写作,而且在来牛津之前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总之,他选择了写作。他父亲留给他一笔丰厚的钱财,况且他也没有非得为线工作的压力。他决定写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他要使自己出名。于是,他开始写激励人们精神的书,对异议和怀疑做无情的嘲笑。“我写的东西,”他说,“应该有旗帜飞扬,鼓角争鸣。不吹毛求疵,不颠覆破坏。”社会学就要过时了。因此,他委身其中。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历史故事为开端,接着写有史记载的辉煌壮丽的历史片断。
《理查王和萨拉丁》是他的第一部书,接着是《唱歌的水手》,然后是《锤击剑舞》,再后来,他围绕人的事迹,讲述亚历山大、凯撒和成吉思汗快乐的历险,还有伊莉莎白时代海盗和探险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然而,由于他天生善于写作并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写的越多,也就读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应该想。当他选择了立场,他就应该像一个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对他批评得十分尖锐,对一个完完全全的胜者来说,他对批评实在太在意了。
他开始对自己要做什么犹豫不决起来。也许他正处在年轻人“成长”的第一个微妙的衰退期,一个任何年龄都可能出现的阶段。他写作时的轻松和自信在减弱,明显的阴影出现在他的英雄形象上。他有时会接受非常破坏性的事件,但接着又为此道歉。他发觉这样使得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但却影响了他直率的风格。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失去了内心的灵活性,但却在暗暗地为此担忧。
然后,他勇敢地但也许是不明智地决定,用一种将人类历史刻意浪漫化了的形式对怀疑的事物,对实利主义和悲现主义进行最猛烈的攻击。它将是一部向人类证明上帝行为的世界史,同时也向人类自己证明自己的行为方式。它将是一场伟大的游行——一场人性的演示。
出于某种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搞清楚的原因,他没有从创世之日而是从沙那平原写起,通过智慧老人回顾历史之口来讲述早期历史。从遍布世界的巴比伦通天塔开始。
公正头脑看待的历史常常留有余地,以便对复杂纠葛进行分析,并且不显示人都在得胜,正确总占上风——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是对的。《人类的传统,承诺与斗争》——他正在考虑的几个题目中的一个——就意味着除了其他事件还有与邪恶事实的争斗。有时事实会非常顽固和邪恶。
他在黑死病这一事实上陷入困惑。他写了关于灾难使人高贵的一章——现在认为写得太草率了——三种灾难依次为:洪水,火灾,鼠疫。为此他不得不阅读大量有关书籍。他终于找到写作的切入口,并受保罗·库如夫《微生物的猎手》一书的鼓励,借用作者的材料,再注入宗教信仰,然后扩展他的著说,解释这些严加看守的黑祸是如何在整个历史中一直是人类灵魂的兴奋剂(好在再也不那么急切地需要了)。然而他发现黑死病流传期间人类英雄行为的记录非常少。所有记录下来的内容都是关于那个时期是如何的恐怖,我们人类的行为,充其量,也不比吃了毒药的老鼠的惊慌失措好多少。不管怎样,这就是历史记录所显示的东西。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字里行间寻找英雄业绩,尽管他以诗人的情感在研究中加上了一点儿创新——直感,让我们这样说。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情感。直感太多可能会贬损其学术性,使他成为空谈家,而其他同行只会乐得引以为戒。
但突然他的思想开始走神。他意识到自己劳累过度了,而他却不能摆脱,这正是劳累过度的通常表现。劳累过度带来一连串忧虑和失眠。他躺在床上想着黑死病和倍受折磨的人类可能陷入的可悲行为。旧记录上那些生动的描述反复在他脑海中出现。起先只是黑死病使他苦恼,后来他对人类辉煌的信心开始崩溃。一个裂了缝的手铃通报一辆敞开的马车正穿过黑死病流行的伦敦街道,人们再一次被叫唤出去搬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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