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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垛。那暴风雨未见变弱，还势头更猛了。

我们挣扎着向前时，越临近海边（大风从海里全力向岸上吹），风势越强烈得可怕。早在我们望见海之前。我们的嘴唇上就溅上了海里的飞沫，我们身上就喷着了咸咸的海水。海水流出来，把雅茅斯附近好几里的平原淹没；每一个小水洼，每一条水沟，都使劲拍打着围岸，鼓足它们那小小浪花的力量向我们勇猛进攻。我们看到海时，地平线上时时有浪头从翻滚的深渊腾起，就像是对岸出现了忽隐忽现的高塔和高建筑一样。我们终于来到镇上时，东倒西歪的人们来到车门口，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高高飘起，他们对在那样的晚上邮车还能赶到表示惊诧。

我在那家老旅店订下床位后，便沿着沙草横飞，海沫四溅的街去看海，一路上我得小心提防着吹坠的石板和瓦片，拉住被风吹得天旋地转的街角处过路人的衣角，艰难地往前行走。我来到海边时，看到在建筑物后躲着的不仅仅是船夫，镇上一半的人都来了；一些人不时顶着风去看海，然后被吹得踉踉跄跄回来。

我站到这些人群中，发现妇人们在哭泣，因为她们的丈夫乘着捕鱼的或捕蚝的船儿出海，而这样的船在到达安全地点后沉没的可能性太大了。人群中还有头发已灰白的老水手，他们看着水面上的天，一边摇头，一边相互小声说着什么；还有焦急紧张的船主们，有挤在一起看着大人脸色的小孩，有激动而不安的健壮船夫，后者从掩护着他们的物体后用望远镜观察大海，好像观察一个敌人一样。

在一阵阵吹得人睁不开眼的狂风中，在飞舞旋转的沙石和可怕的喧闹声中终于得到一个暂时的间歇而足以看看海时，我被那海吓得不知所措了。高高的水墙一堵接一堵冲过来，达到最高峰后跌下时，似乎连它们中最小的一堵也能吞没这个市镇。退却的海涛轰隆一声往后撤去，似乎要在海边挖一个深深的坑，要把地面毁坏。浪头白花花的巨浪轰轰然扑向海岸，在到达陆地前就撞击得粉碎，每一片碎浪都饱含了一切的愤怒力量，急急忙忙又重新组合成另一个怪物。起伏的高山变成了深谷，起伏的深谷（不时从那中间飞过孤零零的海燕）又变成了高山。大量大量的海水发出震耳的轰鸣声震动着、摇撼着海岸；随着每声轰鸣而来的海潮聚成一种形象，然后马上变幻并离去，在这同时又把另一股奔腾的潮水击退、驱开；在地平线那头像彼岸的高塔和建筑的浪影时起时落；乌云急急地厚厚罩下；我似乎看到天崩地裂。

至今，人们仍记得这场风，认为那是在海岸上空前而又绝后的最大一场。但是在被那难忘的大风招来的人群中，我没找到汉姆，我便顶着狂风到他家去。他家门关着。由于没人开门，我便从小巷僻街去他做工的工场。在那里我听说他已到罗斯托夫特去了，去干一种需要他的技术的紧急修船工作，不过他次日早晨可以按时回来。

我回到旅店。我洗澡，换了衣，想睡却睡不着，这时是下午5时。我在咖啡室的火炉边坐了还不到5分钟，借故拨火来找人说话的茶房告诉我，说在几浬外有两条运煤船已连同所有船员被沉入海底了。还有一些船仍在抛锚处吃力地挣扎，想艰难地躲开海岸。如果再有像昨晚那样的一个晚上，他说，那就会要了他们的命，也会把所有水手的命都要掉！

我很烦闷发愁，也很寂寞苦恼；因为汉姆不在，我感到十分不安。近来的一系列变故给我的影响真说不出的严重，由于这么长时间的狂风吹打也使我头昏脑胀，我的思维和记忆纷乱到使我已无法清楚地识辨时间和空间了。所以，如果我那时到镇上去，碰见我明知这时肯定在伦敦的人我也不会惊诧，我相信。可以说，在这方面，我的头脑有种特别的麻木之感。可是它也忙于应付由这地方自然而然撩起的回忆，这些回忆格外清楚，格外生动。

怀着这种心情，一听到茶房讲有关船的那些悲惨消息，我不中分说，便很快联想到汉姆是极不安全的了。我相信，我怕他会经海路从罗斯托夫特回来而失事。这恐慌越来越甚，我决定在吃晚饭前再去船坞，问船匠们的看法，看他是否可能走海路回。如果船匠们说出哪怕一丁点那种理由，我也要去罗斯托夫特，把他一起带回，免得他走海路。

我急忙订下晚饭便走回到船坞。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一个手拿灯笼的船匠正在锁工场门了。听我问他这问题后，他大笑了起来，并说不用害怕，不论是头脑清醒的人，还是不清醒的人，都不会在这种暴风雨中开船的，何况生来就航海的汉姆、皮果提呢。

事先我就料到，我这么做会招人笑，我仍无法不这么做。我走回了旅店。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