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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些技术。2004年收割了第一批试种的黄金大米，现在，该项目终于迈入了执行阶段，开始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国推广。25

黄金大米能预示我们的未来吗？对抗其他主要折磨穷人的疾病，也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吗？我猜并不容易。黄金大米获得成功，因为它有着有力的宣传者，在获得许可之前就发明出了产品，之后，又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专利持有人的携手合作。卓越的领导造就不同，耻辱感是敦促各方达成协议的有效工具。名誉事关重要，企业愿意宣传自己参与了成功的人道主义活动。这个项目有着鲜明的非营利性用途，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说服个人专利持有者加入。他们的经济风险相对较低，因为黄金大米主要是用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此外，美国的“赠地学院”拥有大部分相关知识产权；而这些大学又有着捐赠公用农业技术的长期传统。26　上述诸多因素的结合纯属偶然，倘若风险再高些，合作往往失败，便利的解决方法也随之泡汤。

农业研究中的反公有资源

生物技术困局不仅放慢了救命药品的创新，也阻滞了维续生命的农业发展。黄金大米的圆满解决，在农业创新前沿领域很少见。《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其中的两难困境：“（农业研究）从前是赠地学院等公立机构的地盘，现在却日益为私人公司所控制。部分农业专家对这一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警告……现在，这些批评人士认为，专利限制扼杀了种子与技术的无偿交换，对公共体制造成了破坏。改良农作物的研究受到阻碍，甚至被迫放弃。”27

孟山都等产业领袖或许可以允许出于研究目的使用旗下专利，但绝不会允许它涉嫌商用。植物遗传学家担心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将结束人们上千年来杂交农作物、改善健康与营养的良好传统。《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继续写道：“例如，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科学家用基因工程改良稻米，使之能够抵抗热带地区的一种流行性植物病毒。但大学要是想把种子卖给农民，必须获得34项专利持有人的许可。”28　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小组评论说：“随着农业研究日益复杂，它越来越需要使用已为他人申请专利的知识和生物原料，难以逾越的专利荆棘有可能扼杀农业创新的商业‘运作自由’。”29

植物遗传学上的困局和人类药品开发当中的同样错综复杂。我们不能总是指望竞争企业协作解决反公地悲剧，发明家把发明捐赠给公众，或立法机构不偏不倚地调整专利法，配合公共利益。这类困局不见得总能大白天下，或自我解决。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学会如何发现这些问题。

从共享到起诉（1）

生物技术反公有资源是怎样产生的呢？直至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生物医疗研究都遵循“公用”原则，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研究成果。在这一模式下，“上游”或基础研究大多是由美国政府、大学和慈善事业买单，并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众。到1975年，科学家乔治·科勒和塞萨尔·米尔斯坦还不愿对“单克隆抗体”申请专利，因为他们觉得这有违道德。30　不久以后，两人凭借此项发现同获诺贝尔奖。这一类非专利上游生物医学发现，为下游制药企业提供了大部分的原材料和基础知识，生产出可用于诊断、治疗疾病的产品。

造就今日困局的关键转折点是在1980年，当时国会通过了《杜拜法案》。这项法案鼓励大学和其他机构对联邦资助的研究发现申请专利，并试图将这些技术转移给私营部门，对其进行商业化。在《杜拜法案》新型产权的带动下，专利申请和私人对生物技术的投资猛增。数十亿美元私有实体资金涌入生物技术公司。

新产权制度使得生物医学研究从所有权范畴的公有资源一端，转入私有和反公有资源的混合体。如今，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有可能是私人资金赞助、私立机构执行，并由私人通过产权、商业秘密或限制原材料和数据使用的协议加以持有。结果，过度重叠的专利权利要求遍及整个生物医学界。31　科学的文化氛围彻底改变，人人都用尽心机谋取交易，再没有谁想做最后一个浪漫的科学家，把发明发现无偿捐献给公众。

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企业不约而同地采取财产分割行动来对付竞争对手，制造出愈演愈烈的“防御性专利申请”。“现在我们都有做交易的老本儿了。”默克的本内特·夏皮罗解释说，“默克觉得有必要在申请专利上投入更多精力。举个例子吧，角叉菜胶致足炎分析（默克设计的一种海藻丸，可减轻实验小鼠的痛阈）可用来开发非类固醇消炎药。这种分析技术属于公共领域，不少公司都用它来开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