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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权势所不能及的台湾为起义的司令部。孙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县有朋内阁总辞。

孙文等人已获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答应提供支持的保证。然而，后任内阁的首脑伊藤博文却变更了此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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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6）

日本的选项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无能，则支持中国南方数省独立，并以孙文当首席人物的这一新政权为对手。这就是儿玉所主张的支持孙文方针。

第二，守旧派失势，但在实务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残喘。在进行交涉时，疲累困顿的对手对日本而言较为有利。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时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湾“总督”跟大清国的反体制组织接触，并不准派军事顾问团到大清国。

那么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孙文等人之前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弹药因一时之间尚派不上用场，所以就先借给有急用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使用。然而，由日本参谋本部所发给的武器弹药装载于向三井物产购入的布引丸，该船因老旧而不幸沉没于宁波海边。

菲律宾再度订购，由代议士中村弥六以六万五千元的代价代为调度，但因独立战争的局势不利，这批武器便暂时封存不用。

菲律宾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为回报前次人情，决定将库存武器弹药提供给孙文。不幸的是，随即发现这完全是无法使用的一堆废铁。

如此一来，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谈。

孙文等人所计划的惠州起义正一步一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起义的指挥官是郑士良，他在孙文进香港西医书院前曾一度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窗。在孙文去了香港后，他便在故乡惠州的淡水墟一地开了一间“同生药房”，积极和秘密结社三合会的成员交往。他的拳术相当高明，同生药房不仅卖药而已，也对顾客施以简单的医疗。

与孙文相似，郑士良也是基督教徒。在进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之前，他就读于广州德国教会所设的教会学校，名为礼贤学校。

与孙文不同的是，郑士良自小便与非法组织中人为伍。他的家庭与三合会渊源甚深，家中还开设拳术道馆。

起义地点选在三洲田，三合会人士陆陆续续集结到附近。

最初当然是谨守秘密，但当基本人员达六百名之众后，消息便不胫而走。然而，清朝当局摸不清底细，只敢低调从远处将三洲田团团围住。

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经无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弹药又是一堆普通的废铁，因此只能暂时解散三洲田的人员，另待再起之日。

为跟孙文取得联络，郑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只因能拍电报的地方就只有香港。三洲田方面的指挥权便委交给黄福。

为说明事件详情，孙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为三十二岁，生长于弘前这地方，其父是津轻藩的武士。从青森师范毕业后，他又进入东京的水产讲习所研习并毕业，然后以北海道昆布会社的驻外员身份被派到中国任职。在日清战争时，他入伍当通译官，对语言学颇为精通。

戊戌变法遭挫，梁启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馆，当时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护梁氏一行离馆并引领他们上了军舰大岛号。

他认为自己对此次的事件负有责任。

居中替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孙文等人进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轻男子山田良政。但因内阁方针改变，孙文和儿玉的合作终究无法实现。对山田而言虽然是件苦差事，但此一事件的原委无论如何都得告知三洲田的同志。

孙文和儿玉的合作是由自己居中主导，如今未能实现，导致三洲田基地必须解散，山田自认该负起责任，所以愿意充当传达此一消息的使者。孙文原计划由台湾赴大陆，亲自担任第一线指挥，如今也只能徒呼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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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7）

“大事当前，竟然遭到如此重大挫折……”

孙文用力紧咬嘴唇。

在接受美国记者林奇（）的访问时，孙文将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弹药不足。不论这当中如何曲折离奇，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