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章 军令至,战将启中(第3/4 页)
宋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行军时几乎都是人甲分置!
也就是说,在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1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关于这1点,在陈寿先生的《3国志》中记载甚多,绝非孤例。
由此可知,此事是惯例。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1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2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建安十2年(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2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3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顺嘴提1句,如此险些让曹老板“薨”掉的妙计,正是郭嘉所献。
说
曹老板回许都后向当时的反对者们深深致歉…这点前文提过,不再赘述。
而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老板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到无以复加,惟有孤注1掷。
云某之灵感,便来源于此。
建安2年(197)张绣初降。曹操纳绣叔母,又勾结张绣侍卫(胡车儿),阴怀奸计。绣遂反。
张绣变乱前夜,谎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
(张)绣降,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傅子》
可知“车”平日确实有“装载甲胄”的功能,而张绣以“车少而重”(存储空间不足)的理由,使部曲披甲,1举破曹。
侧面也可看出,进驻宛县以后,执勤站岗的曹军士兵应该是不披甲的。因此张绣才能1击得手。
此事前文也提过,曹老板根本不想纳降,他就是想杀张绣,此处同样不再赘述。
建安十6年(211)曹操征调关中军民赴汉中助战,结果激起变乱。彼时关中护军(即监军)赵俨,正带领1支小部队在外,听闻叛乱4起,惊得“被甲持兵、不复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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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俨自随步骑百5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可见在行军途中,士兵不仅不披甲,恐怕连刀杖都放在车中,很可能是“空手徒步”。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3国志》记载中,经常有靠着“邀击”(半途截杀)以弱胜强的案例。毕竟拳头再硬,也硬不过钢铁,腿脚再快,也快不过战马。
行军途中的军队,既无甲胄、又无兵器,无异俎上鱼肉。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行军不穿戴甲胄?(胄指的是头盔、兜鍪)
首先,是为了节省体能。
3国的甲胄,大抵沿袭自两汉。从“形制”上说,有玄甲、襦甲、筩袖甲、裲裆甲与盆领甲。
注:关于3国甲胄形制,我之前曾单独撰写文章并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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