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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我社《围城》一书。盗印者粗制滥造，抬高定价，借以牟取暴利。现特敬告各地新华书店和广大读者谨防上当受编。我社图书从1988年采用国际标准书号，1991年出版的《围城》　共有三种版本。请各地书店及读者予以识别。对非法盗印者，我社将追究法律责任。”

这份“声明”还将该社出版的三种《围城》的开本、书号和定价一一公开列出。

“声明”是1991年2月发表的。但是一直到年底，非法盗印《围城》的浪潮也未平息。

新闻出版署曾专门向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发出《　关于立即查缴＜围城＞盗印版的通知》，要求各地主管部门立即将盗印版查缴销毁。接到通知后，各地管理部门派出检查人员到书刊市场进行清理，对盗印者进行追查，但这仍没有一下子遏制住盗印的势头。

这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到武汉市新华书店的电话，电话说武汉的武胜路书刊市场出现了假《围城》，社里赶忙派两位同志直下武汉调查，武汉有关部门也派出七人协助追寻盗印源头，但是终无结果。

各地的追查线索也都中断难以深究。

面对此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是无奈。由于出版社对盗印版本占领市场的底数不清，不敢贸然开印正宗的《围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谁是作品的主人（6）

钱钟书先生在多方面的侵权行为冲击下，很难完全静下心来做他的学问。这两年，他除了对非法盗印活动提出严厉遣责外，还委托有关方面打了两场版权官司，一是状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之后》侵权，二是状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侵权。这后两起版权纠纷，与社会上的盗版活动不同，侵权者是通过对作品的某种加工、某种演绎来达到侵权目的的。

这就涉及到一种常见的侵权类型，它不是盗版那种赤裸裸的侵权，而是侵权者通过对作品的录制、改编、翻译、汇校等等手段，试图得到对全部作品的版权的控制。严格说来，这些手段仅仅是对作品的演绎，使用者从中得到的仅仅是演绎权，但他们却以作品主人的姿态，隔过作者，将版权独自占有并擅自处理。

国外的版权专家有这样一个比喻：版权就好比一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如果你拥有一块土地，你可以将采矿权出售给A，将兴修水利权出售给B，把公路交通开发权出售给C，但只有你才能决定是否派这些用场，因为你是土地所有者。即使把这些项目的使用权出售了，你仍然被认为是这块土地基本财产权的所有者。

作品也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法，可以翻译，可以改编，可以录音，可以表演，但无论如何使用，作品的作者不会改变，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不会改变，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支配权不会改变。

然而，我们一些出版者误认为；作品一旦由他们出版，版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所谓“版权所有，翻版必究”，俨然以版权所有者的身份公告天下，其实这是很无知的表现。翻版是可以追究的，但版权并不归你所有。

事情错就错在这种无知上，错就错在这种自以为版权所有者而对版权任意支配上。

国家文物局研究员王世襄花费四十年的精力，编写出两本具有较高学术价植的书：《明式家俱研究》、《明式家俱珍赏》。他把这两本书的出版权授予了一家出版社。之后，这家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签订了合作出版两本书中英文版及文物版的合同。合同规定：出版社将两书的世界各种文字版权转让给香港三联书店。但对作者的一些权益未作规定。

王世襄本来应以作者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授权，但出版社不愿意让他参与：“我们能代表作者，他干吗参加？”

问题是，出版社根本就不能全权代表作者。作者授权你出版，但未授权你转让到海外。

王世襄决定收回自己的权利。

他说：“我要求收回《明式家俱研究》一书的稿件。除已出版的《明式家俱珍赏》中英法文版不予追究外，其余文版版权属于作者本人。不经本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翻译出版。”

这位王世襄真厉害。他宁可不出书，也要争回自己的权利，弄清谁是它的主人。

“撤可以，你赔偿经济损失吧。”

“赔偿就赔偿。”

“你赔得起吗？”

算一笔帐：因撤回书稿给出版社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三联书店造成的经济损失，写作过程中由出版社投入的人力物力包括编辑、抄稿、复印、车费、旅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