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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他，不能用我们这些俗人的标准。他是我一生最敬仰的人。”

父亲退休后，1993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组织上决定任命我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我考虑再三，给上级写了报告：“……根据军官服役条令，我为国家服役已满三十年，我请求退出现役。”我的大半生都交给了这支军队，从普通士兵，直至军委领导人，他们都融入了我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军队更熟悉、更让我留恋的了，但人生似乎还有更值得我去追求和珍惜的东西。军委首长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们的子弟在部队的不少，但像张胜这样从一个兵当起的，怕也是不多的。他在工作中是有建树的，这次是重用……他执意要走，老首长知道吗？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回答的还是他在我参军时说的那句话：“人各有志，随他吧。”

事后，他只问了我一句话：“你不会饿饭吧？”

美国影片《兄弟连》里有这样一段对白：Iremembermygrandsonaskedmetheotherday，hesaid：“Grandpa，wereyouaherointhegreatwar﹖”

“No，”Ireplied，“ButIservedinapanyofheroes．”

（有一天我的小孙子问我：“爷爷，你是大战中的英雄吗？”我回答：“不……但我与英雄一同服役。”）

被人格魅力所征服的影响将是永恒的。也许，他们那一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赋有使命的。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哪一颗星会是他呢？我相信，这一代英雄，他们都是天上的星宿，他们曾经下界来，按毛泽东说的：“普度众生”。现在，他们要回归了……

我问他想听点什么，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表情。旁边的护士说，随便放点音乐吧，挑点他平时爱听的。我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盒《长征组歌》，音乐在病床前回荡：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父亲睁开了眼睛，我看见，一道光亮从他迷蒙的眼里透出，他听见了！

我记得和父亲改一篇文章，原稿中有一个词是“老红军”。我说，红军就是红军，干吗要加个“老”字？父亲说，有没有这个“老”字，可是不一样了。过去组织部门有过规定，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的都算是红军干部。但只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才能称“老红军”。

父亲说：“长征，开始不叫长征。五次围剿敌人是慢慢包围主义，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于是提出集中主力，突出敌人的堡垒圈，在外围作战，再打回来。当时我写过《外线打敌人》，登载在中革军委办的《革命与战争》上。原打算去湘赣地区同2、6军团汇合打回来，但湘江一战，遭到大失败，只好转道广西、贵州……刘少奇是军团政治部主任，下来了解情况，问部队有什么想法，我说就是一个：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里去？他又问我的想法，我说同样，不知道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里去。他说：你向部队解释，我们是要找一个能建根据地的地方……彭雪枫比我成熟，考虑得多些，他常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到哪里去呢？我说，管他呢，往前走吧……”

父亲说萧克曾经告诉他，说一个出身于英国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阴差阳错地和他们红6军团在长征路上走了18个月。我找来薄复礼的回忆，他写道：他们正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他们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今天，长征已经成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缅怀它，重走长征路，试图领悟它的意义。父亲有他独特的理解视角：没有具体的目标，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但这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怀有理想，是信仰的光辉照耀着他们艰难跋涉。

也许，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遗产——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信仰催生使命；而使命激励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达心中理想的殿堂。

这或许就是他们承载一切重负和苦难的原动力，他的人生，就像长征。

父亲示意拿一张纸来，颤抖地写了几个字：“末日到了！”

共产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