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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7　自由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文革”的柱石，掌控武装力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丘上。

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全都乱了。

社会上各种被压制的潜流活跃起来。陈正人（注：曾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给毛泽东写信，他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刘建章（注：曾任铁道部部长）夫人刘淑清也写了信，通过王海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任务大概只有交给将来搞《毛选》注释的同志了。他写道：“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了底。”（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284页）

我们被允许给父亲送东西了。

时间，在孤独与寂寞中一点点流逝。父亲是1967年底被抓进去的，1968年过去了，1969年也过去了，1970年又过去了，1971年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天是短暂的，天气渐凉。父亲后来说，突然间收到了家里带来的包裹。已经4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而顷刻间，亲人缝制的棉衣就在眼前，老泪纵横……他写道：

“独处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心底，惟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岁月艰济，骨肉安危无消息，何时解迷？”

狱中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善着。看守的态度不再那样蛮横了，不再因为等不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而是告诉他可以拉在痰盂里，再倒掉了。他搬进了二楼，不再像原来那样阴暗潮湿了。伙食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稀饭，现在也居然吃到大米饭和蔬菜了。改善伙食的第一天，给他碗里放了三个包子。父亲说：“我太久没吃饱过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问，能不能再给一个吃？那个战士斜眼看了一下说，你就不怕撑死啊！又给了我一个。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来他说得对，是会撑死的。”

生活上的改变，联系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父亲看出来了，林彪的名字不见了，而且他的那个班底也都不见了，一天、两天……好久都不出来了。父亲说：“他们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会这样的死掉。”

早在半年前，专案组又一次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归纳为三个问题：一、反党罪行；二、情报资敌；三、包庇叛徒特务。其中第一项仍无限上纲；第二项把通敌改为情报资敌；第三项过去是次要问题，现列为主要问题了。假党员不再提了，日特、叛徒的帽子也没有了。

“通敌”和“资敌”一字之差，多少意味着性质的变化。这件事，外人听起来，耸人听闻，但就情报系统来说，无非是件正常的业务工作，又经过各级组织批准，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了多大错误，工作毕竟就是工作，又能做出多大的文章呢？从后来查阅到的材料看，这件事，从一开始，上面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主要是中央二办的几个人在呼风唤雨，专案组是为虎作伥。其实，二办带头的也是总参政治部派去的人。我现在还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散布一些有关高级干部里鲜为人知的逸闻。估计都是他在搞专案期间的收获吧。

黄永胜批：“此材料一般，暂缓上送。”

是不是挺遗憾的？

漫天的乌云终于透过来一缕阳光。5年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家庭的第三代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小亮。虽然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火花，但那是希望之光。我们在这个婴儿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