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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低，按海拔的差别，呈三个明显的阶梯状地带。根据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客观上又存在三个有差别的经济地带，即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社会地理差异十分明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不同属性的地理差异，特别是社会历史的沧桑变迁，对人的秉性、对民俗风情……乃至民居建筑等势必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往往在一定的范围造就一定地域的文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京津文化（及京味文化）、关东文化、海派文化等，都显示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散发着各自的韵味和芬芳。正是这些林林总总、各个地域文化的总汇，成就了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于是就有了独具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家庭，而他们由于地域的不同也呈现出差异。

中国劳动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往往构成了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许多巧夺天工的作品都是出自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智慧结晶。中国劳动妇女领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恩泽与赐予，在世代的继承与创造中，不断地推陈出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妇女的民间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来源于实际生活，服务于实际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又美化生活，提高了生活的情趣和格调。各种形式的工艺作品有以下特点：一、地方特色鲜明，民族风格突出；二、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实用性强、审美价值高；三、劳动妇女手工制作而成的东西有很深的中国妇女的痕迹：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中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各地区、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材质不同的各种工艺技术，因此，本章节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劳动妇女为满足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通过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制作的所有工艺美术作品。如：刺绣、竹编、草编、编织、泥塑、剪纸、折纸、针纳、玩具、篆刻、蜡染、贴画、根雕、蓝印花布、食物模具等等。

一般说来，晚明农业人口大分流，农村人口大流动，肇端于成、弘以后，至嘉、万年间**。其主要特点是，地域广，规模大，流向集中于工商。嘉靖时，松江府华亭县人何良俊在谈到当时农村人口锐减及其原因和去向时，说：“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农。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后来，朱国桢亦谓：“近年农夫日贵，其值增四之一，当由务农者少”（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农桑》）。是时人口大流动，不仅出现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即使在经济落后与边远地方，也无不如此例如三西（江西、山西、陕西）等省，同样有大批农民转移到工商业，有些地方甚至“为商贾三之一”，“以逐末为事”。其中，江西主要流向手工业，其次为商业；山西以从商为重点，其次为矿冶；陕西多数从商。地域特色文化是文化建设中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它只有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支持和努力下，才能显露出旺盛生命力和独特魅力。黄河文化中心，在汉唐为长安，在北宋为开封，元明清到今为北京，随时代而转移，没有一个文化中心贯穿整个历史；长江文化中心，当今被认为是上海，但它历史上是南京、武汉，抑或重庆、成都？广州作为二千多年来珠江文化中心城市，无可置疑，这对珠江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人很早就有地域文化源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观点。近两千年前的《汉书，地理志》中有一个概念叫“域分”，谈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它是把人的行为和观念，即地域文化，归结为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水土的构成，也就是自然环境；一是王侯的引导，也就是社会结构。《管子·水地篇》以不同的水质来比喻各地人的不同性格。如齐之水道躁而复故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则其民轻剽而贼等。“人杰地灵”则是环境与人密不可分的一句尽人皆知的成语。比如南方的音乐和中原的、北方的就不一样，美术布景造型，各个地方更是不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