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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到了去Kamburi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Kamburi，并在下午4∶30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1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Depoh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6点到下午10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步行，直到11∶30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30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10点，而到11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15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20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5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1945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T。W。T。Bank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3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们在Island待了4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8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岁，身份证号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年OGOS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Tampin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从Bengkok带走，并在1946年的6月11日带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Tampin火车站。从Tampin到我的家乡，我由Pos　Office　Van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吕威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81000。日军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