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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谓“公民”的利益，而把保护公民作为它的惟一的或是重要的职能？若然如此，它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与霍布斯的专制主义观点相反，洛克认为，那种关于任何共同体的最高的或合法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权利的主张，都是荒谬的。他抛弃了霍布斯的有关国家主权是最高强制权力的概念，相信政府只有在接受人民的信托，征得人民的同意时，才是合法的，有效的，强调主权最终属于人民。可以说，分散和限制国家权力是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洛克拥护多数规则和代议制政府，这同后来的标榜自由主义的精英主义者还是很不相同的。鲁迅的“大众”观念，大体上符合传统自由主义的多数规则；但是这个多数，仅只是作为与政府少数官员相对立的全社会的代表或象征而存在的。离开这个前提，多数则未必是可靠的，甚至是可怖的，尤其在它已然形成某种绝对霸权的时候。作为立足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鲁迅早在1907年的论文系列中，就着重论述了多数与少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至于代议制政府之类，与鲁迅的非制度化思想距离甚远，在与国家相关的问题上，无宁说他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的激进观点。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至少代表了私有财产作为政治和精神的最高现实，不管它如何将自己扮作公众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主权的代表，说是保障社会的普遍利益，实际上是带有欺骗性的。在他的理论中，国家主权是与人民主权相对立的，国家高踞于社会之上，以它的特殊利益、官僚化的机制和运作过程成为社会的寄生虫。20世纪初，政治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形成。这一理论认为，民族国家其实也是众多社会团体之一，并不具有权力的独立性，而其他团体，自然也不是由国家授权产生的，它们完全以独立于国家的地位而存在。国家能否超越其他团体而获得优先的地位，则应决定于它对于国民的在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是否具有代表性。30年代广有影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拉斯基坚决反对使用“国家主权”的概念，他认为，国家主权仅仅是其命令被国民接受的可能性，与其他如教会、工会等的权力无异。国家对公民的制约力，并非服从政府的法律义务，而是遵守社会正义的道德义务。在他看来，个人是人类行为的最高仲裁者；主权属于个人，而不是国家。与这样的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现代宪法学说，无一不将所有秩序、法律和法令的道德渊源推向个人公民，而不是社会结构的某一个极点；它们强调的是，所有国家行为都不能违反基本人权。罗尔斯在设计他著名的“万民法”时，声称首要的步骤是为国内社会制订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军队不得用于对付自己的人民”，“有序的法治”等等，总之是为了限制国家的漫无限制的国内自主，即对国内人民随心所欲的权利。他说：“主权权力也为国家授予了一种自主权以对付自己的人民。按我的观点，这种自主权纯属谬误。”他同时指出，“人权的作用更其明显地联系着国家国内主权权利的变化，这乃是适当确定及限制政府国内主权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一致主张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不同的在于如何确定限制的主体。从卢梭到马克思，强调的是人民主体，是大众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人民的共同体代替国家的共同体。另一类是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其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都同样强调公民个体的自由权利，即普遍人权。正义与自由，革命与人权，都是鲁迅所渴望争取的。“奴隶”这个词，在他那里，既是人民也是个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但是有一个交叉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否定国家主权。

专制政府及其帮凶常常以“维护主权”为名，行镇压人民之实。北洋军阀政府如此，国民党政府也如此。二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战犯以及就个人责任展开的讨论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便动辄使用“维护主权”这个论据。此外，则以“服从”上级命令为罪责开脱。维护主权，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为，显然，罪犯认为只要事关主权行为，便无人可能为此接受审判。阿伦特指出：“在国家行为定义背后的理论表明，主权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任意选择犯罪手段，因为其存在本身，或者是掌握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于以“服从”为由，阿伦特认为同样是无效的。她说：“一旦我遵守国家的法律，实际上我就是支持其宪法。起义者和革命者之所以不服从，是因为他们已经承认宪法的无效而放弃了默许，以致公开站出来揭露事情的真相。”这些罪犯为什么会服从和支持犯罪政府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