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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40多岁的男子，一向老实巴交，在单位一向没有任何差错，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骨干职工，勤奋工作，简朴生活，养着户口至今还在农村的妻子和女儿，今天却突然犯了嫖娼的错误，被送去劳动改造。并且，所受到的惩罚远不仅如此，单位不仅不出面交涉，反而落井下石，宣布开除李某的工职，党职也被开除了。

这无疑对李某一家是个天大的打击。李某的工职丢了，收入失去了，家中的老婆和10岁正在上学的女儿怎么办？并且，在半年的劳动教养期间，还要自负生活费等几千元。这种行政处分对于李某一家无疑是五雷轰顶，一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眼看着就这样破灭了，未来等待李某的将是重新就业等等难关。

我国的法律不健全的确是事实。没有正当的法律辩护，就容易搞出许多冤假错案来。在文革期间，一个人一旦沾上了某种罪名，就根本没有途径为自己辩护，更不用说坚持自己的权利了。保护嫌疑犯权利的概念，只是在近些年才开始引进我国的司法部门。尽管这样，屈打成招之类的冤假错案仍然不断发生。

人身权是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一项权利，人类的道德和文明礼貌稍一失控，便容易侵犯这一权利。尊重人身权和尊严权的程度也与文化教育水平和道德教育水平有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增长，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丰富，精神文明也随之提高。看看城市这代青年已经普遍没有了文革时期那代青年的武斗性和野蛮性，遵纪守法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蔚然成风。但是，社会的发展往往是进一步退一步，有些地方前进了，有些地方后退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富足不等于文明程度的提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时并不划等号。

1998年某一期的《深圳风采》杂志就登出一篇野蛮执法的文章，题目是可能“市劳模被囚活活打死”。文章说1998年4月4日，湖北荆州石首市供电局副局长、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王崇高，被石首市检察院口头传唤29小时，超过法定时间17小时，即未补办合法手续，也未立案，审讯地点竟在一偏僻民宅内，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了，身上却留27处伤痕。这件事到今天没听到结果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检查人员动刑折磨死了这位劳模，还是由于他身体虚弱不堪审讯自然死亡？至今搞不清楚。

中央电视台在1998年8月份的节目里播放过陕西的一件事，题目好象是“榆林万名农民状告乡政府”。故事的内容是，榆林市子洲县裴家湾乡一位名叫王信田的农民，有一天突然遭到乡政府的拘捕，被抓到乡政府后，抓人者二话不说动手就打。打人者就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苗XX，一边打还一边说，村支部书记就是我喂的狗，你怎么能随便惹我的狗。为了杀一儆百，好好惩罚王信田，乡政府的人员将他绑在三轮车上，在全乡十几个村子里游斗，美其名曰“搞税法宣传”。都90年代了，中国居然仍然在发生这种严重侵犯人身权的事情！

这个乡1995年遇到大旱，人均年纯收入仅有200元。乡里硬按600元的标准收税，并且手段野蛮，不是打就是骂，乡长和书记一起参与打人。结果引起了全乡农民的反抗。后来，乡政府的横征暴敛激怒了当地人民群众。1997年4月，农民代表将起诉书送上了榆林法院。经榆林地区经济律师辩护，法庭宣告乡政府多收了8万元的税款，必须退还农民。即使这样，乡干部仍然不认错，思想仍然转不过弯来。

象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31日据新华社福州2001年1月30日电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催收农业税致农民死亡”。1999年12月9日上午10左右，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驻村干部戴志武等8名镇、村干部到林清年家催收1996年至1999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提留统筹费共4120。4元，因林清年对自家只有6口人，而村里要求交纳9口人的税费不理解＇招赘女婿和两个外孙已另立门户＇，镇村干部又未细说原因，双方发生争执。戴志武、郑辉动手卸下林清年家一扇大门，郑辉搬来一块石头砸大门的横闩，林清年拿锄头并喊儿子林泉明与郑辉、戴志武拼命，被村干部郑金春等人阻拦，戴志武将林请年按倒在走廊的地上，郑辉拿着一把锄头到屋里砸坏一台电视机，衣柜一架及镜框等物后，将电视机搬到门外，还取来碎竹片准备烧掉大门，后被人劝解。工作队员告诉林清年10天后再来收费。

12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林清年因筹集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