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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我上班的作协办公室走进一位年长我几岁的中年人。他说他姓周,叫周鸿铸,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专程出差来上海,取《孽债》下半部分的书稿。
初次相识,我对他说,上半部分我是寄给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过我,但她没说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说读完上半部分,社里已决定尽快出书,故而特派他前来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来寄去了。
我想这也很有道理,但作为朋友,我总得给王扶打个招呼。
于是就在办公室给北京打电话。中午时分,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总算在家里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应让我把稿子交给老周。
周鸿铸拿了书稿,一点也没耽搁,匆匆就赶回南京去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来了信,说书稿他已全部读完,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里的领导也都会这么认为,待他们看完,他就会把出书合同什么的,一起给我寄来。让我吃惊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有影响,并且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会获奖。
我想这话我自己是不敢说的。
但我仍十分高兴他能对我的书稿说这样的话。
从这以后,我就和《孽债》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来,《孽债》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书了。每本书有一个责任编辑,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种性格的责任编辑,都打过不少交道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孽债》在编辑、发排、设计封面、校对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老周来信或是来电。每次有信息传来,他都是极为细微地告知我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的进度。进而就针对我书稿中写到的西南风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语作进一步的探讨。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有时候为了一字或字眼,他会翻查几种字典和辞典,然后在电话里一一把几种解释讲给我听,最后和我商量着,确定该用哪一个词。当书稿制版印刷时,他对我说,他敢保证这本书是不会有一丁点差错的。我想如果他没有为书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决不会这么说的。几年以后,《孽债》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本,里面错别字连篇,标点符号乱点,老周气得话都讲不出来,一再地说,抓到了盗版者一定要绳之以法,绳之以法。那年南京判决了一个盗版者,他高兴地把刊有审判盗版者的报纸给我寄了来。
《孽债》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数是二万册。在1992年长篇小说印数处于低迷时期,有这样的征订数已经不错了。他却在电话里给我说,远远不够,不够。过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万册
读者诸君可以看出,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中,我们已经逐渐地熟悉起来。1994年秋天,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眩目的云彩》时,几次打来电话,让我继续把书稿交给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说,在出版之际,他们会为之宣传。第二年秋,《眩目的云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册。
由于整整地当了十年知青,根据知青生涯的深切体验和亲历,我写下了六部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我很想把这六部书集中起来,统一格式、统一装帧设计推出。当我把这一想法和几个出版社商谈时,几家出版社都怕旧作重印,销路不佳,造成谁都不愿看到的亏损。而当我把这一想法给老周说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积极支持,但他又说也得从实际出发,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经他和社里同志商量,并作了预测以后,修订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编为电视剧并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于是乎,《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部书,作为“叶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书稿发排,1995年春季书印出来时,恰逢《孽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地播出并引起轰动,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万套,仍供不应求。这一次,老周又不失时机地代表出版社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书印出20多万册,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经他和社里领导商定,决定给我出版10卷本的《叶辛文集》。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2)
这消息于我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一个作家,还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兴的事吗?
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叶辛文集》的合同,和老周一卷一卷地拟订了文集的具体内容。回上海以后的那些天里,我天天夜里重读和修订近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出版的那些作品,从近30本书稿中编选出一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