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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经常劝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边的好友说：“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梁漱溟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厌离】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认识。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国报》做记者。梁漱溟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佛缘】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说，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梁漱溟对生死看的很开。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漱溟一字一顿问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他平时用餐，除了鸡蛋、牛奶外，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但他并未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朋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