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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不无关联，《舆地纪胜》记载：“（皇泽寺）在州西告成门外，寺刻武后石像，状比丘尼。”1954年，皇泽寺大殿前曾出土一通石碑，上书“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多少验证了史书记载。

或许是因为武则天的缘故，唐代皇泽寺香火一直颇为旺盛，石窟造像规模与数量也仅次于千佛崖。1908与1917年，德国建筑师柏石曼与法国探险家色伽兰先后来到皇泽寺，柏石曼用相机第一次拍下了皇泽寺存照，照片发表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建筑与景观》一书中。

照片中的皇泽寺荒芜而落寞，破败的大殿背后，大大小小的石窟层层叠叠，密如蜂巢，即便是再小的石窟，都能清楚地看到菩萨曼妙的身姿与华丽的背光。这也是近代历史上对千佛崖的第一次考察，不过并未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多少反响，人们熟知的，还是北方的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而千佛崖，只有民间的不断妆彩与顶礼膜拜。四川石窟第一次震惊国人，还要从1945年顾颉刚、马衡等人在大足大佛湾发现大足石刻说起。

大佛窟是皇泽寺规模最大的石窟。对照柏石曼的照片，不难发现此窟民国以后曾有妆彩，窟壁漆成红色，主佛也穿上了棕、青二色彩衣，而当年栩栩如生的力士，如今已风化成一个斑驳的轮廓。据四川省社科院学者胡文和考证，大佛窟佛像体形硕大、浑厚，头与身体不成比例，表情冷漠、僵硬，眼神颇为忧郁，菩萨的璎珞也显得过于硕大，带有隋代石窟的特点。大佛窟的开凿年代，当在隋末唐初。

■　巴蜀之地俨然佛国

沿着石梯一步步登临，佛像在面前次第出现，嘉陵江日复一日的野风磨灭了佛像的脸庞，曼妙的身姿也变得模糊不清。更令人心痛的是，石梯就搭在石窟旁边，无形中加剧了水土流失，游人与佛像没有距离，在窟壁、佛像上随意涂抹、刻画，这使得千佛崖石窟群成为四川最亟需保护的石窟群。

千佛崖以大云古洞为中心，大云古洞高米，宽米，深米，是千佛崖最大的一窟，正中中心柱雕有弥勒佛站相，南北各有两个圆形龛，龛中设坛，这也是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须弥山石窟中流行的石窟寺布局，既有造像，又是僧人修行的密所。大云古洞的来历，据学者张同标考证来源于《大云经》。《大云经》本是一部平常的佛教典籍，却因为记载了一个天女以女身当国王的故事，暗合武则天称帝，在公元690年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不仅朝廷诏令广为刊刻，全国各郡县皆建造大云寺，开凿石窟，以传抄、颂念《大云经》为时尚。难怪广元人说，大云洞中的弥勒佛身材修长，眉如新月，樱桃小口，就是依照武则天的模样刻成的。

围绕大云古洞，千佛崖石窟向南北两段延伸，见缝插针一般布满岩壁，最密处石窟上下十三层，蔚为壮观。盛唐之后，广元民间造像已极为踊跃，捐资者的身份也是林林总总。比如卢舍那窟，捐资者为“同州吕再兴、刘应，兰州瓷窑户田忠三人”；大佛洞南龛、南下方龛则是一个叫彭景宣的信徒分别为亡女、亡妣捐资开凿。凡此种种，可以清晰地看出石窟造像从官宦走向民间的脉络。

与四川许多隐藏在深山中的石窟不同，由于地处通衢大道，千佛崖绝壁上凿有无数题记，年代从唐延续到民国，如同一部民间史书，记录下佛在千佛崖的历史。就三圣堂而言，唐景龙三年（709年）四月，“弟子王小兰为母乞愿平安，敬造供养”；唐开元七年（719年），有个叫郭奉的女子又为亡女彭二娘供养了一尊观音像；五代天成二年（927年），御史大夫李仁矩路过千佛崖，出资将三圣堂装点一新；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利州转运司主押官王泽民与妻子亦“装饰此佛一堂”。

晚唐之后，北方知名石窟相继衰落，深受中原影响的千佛崖大规模造像也日趋停止。迈过了道路的瓶颈，在邛崃、蒲江、大邑、夹江、丹棱、安岳、资中、乐山，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四川接过中国石窟艺术的接力棒，成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作。从此，巴蜀俨然佛国。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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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特约撰稿┃唐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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