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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获得合法身份的契机么？

1912年3月，黄三德与孙中山约在广州相见，谈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孙中山“满口应承”，但要黄三德具呈胡汉民，请其批准，因为孙中山已卸任临时总统职务，而当日筹集军饷多由胡汉民负责接收。此时胡汉民正任广东都督，黄三德很快便将呈文递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无声息”。

黄三德也许还不清楚，孙中山这位1904年加入洪门，并曾说“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非同利用”的领袖，刚刚回国两月之后，便改变了之前的态度。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

一时间，*会党成为全国的潮流。在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公告》。在云南，蔡锷的“惩治律”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会党活动通行禁止。

与此同时，全国的报纸也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会党的蔑视与敌意，批驳并谴责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当时，不论是全国知名的大报，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等，还是那些街头描绘街头巷谈、茶余琐事的小报都充斥着控诉“会匪”闹事，或是各军政府*会党及帮会头目被正法等这类大快人心的消息。

于是，好多会党兄弟，在改朝换代后，对于新的生活还未来得及憧憬，他们却突然发现，在他们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称作“会匪”而遭到排斥。

■　游离在秩序之外

不久，孙中山便离粤北上。但在广州，黄三德依然为洪门立案的事情奔劳。孙中山虚与委蛇，而胡汉民则置此事于脑后不理。一次黄三德见到胡汉民，说：“洪门帮助革命，不能不谓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拒绝之，试问良心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胡汉民听后，又“将责任推归孙文”……

革命党认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

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先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已掌政权的革命者，对于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会党兄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钧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云南都督蔡锷则声明会党“失去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4）

其实，帮会的存在，并非因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后，它依然存在而又无法融进新的社会体制，说明帮会的存在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源头上看，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免受别人欺辱”，正是因为帮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排挤出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始终都是清朝政府一直无法根治的，也是导致秘密会党兴起的最初源头。而外洋侵入以来，这种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他们迫于生计，集结流入会党。

正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合法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组织或是直接加入太平军，或是借着太平军的声势，不断起事，与之遥相呼应，对抗满清朝廷。但我们也发现，与此同时，曾国藩招纳湘军时，也有大量的哥老会弟兄纷纷涌入军营，似乎并未顾及“反清”的“大义”。

因此，一直以来，帮会便游离于秩序之外，会员以兄弟相交，以江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