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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77。然而，就在这一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之前，人们就开始对它产生怀疑。每一部宪法的修改都十分复杂，然而，人们却绕过了对宪法的修改，直接重新制定宪法。

这是为什么呢？戴雪在考察了法国宪法后指出，法国在十二部宪法中，“除了两次宪法外，每次法兰西宪法均显然具有‘硬性的性质’”。［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宪法所具有的刚性使法国的宪法很难做出渐进的改进，宪政建设就显得举步维艰。这是刚性文化在宪政建设中失败的一个例证。

诚然，像康有为看到的那样，“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10页。然而，大革命期间的宪法破立频仍，动荡不居亦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我们从不太严格的猜测角度上看，法国大革命之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失败似乎将这次失败定在“欧洲大陆失败”的位格上，甚至它同其他一些大陆国家现代化的失败亦多有关系。后来的一系列革命，如俄国革命、土耳其革命、伊朗革命，包括中国的辛亥革命在内，这些发生在大陆国家的革命纷纷地走上了法国革命的道路，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失败。实际上，这同一个民族文化刚性太过而缺乏柔性的特征肯定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

革命的民主如山呼海啸般地转瞬即逝，在十个春秋变幻之间留下了人们激动的眼泪和奔流的热血。但是，就法国大革命看来，革命所激发的民主狂热却并没有为民主的制度化提供一个必要的空间，而是把一切踩在脚下，为个人专制提供了君主专制所无法具备的力量。

民主，天意使然；宪政，却是民主必致。

二○○二年佟德志谨识

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

导论历史的修正（1）

导论历史的修正

当前的时代不仅是一个发现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应该对知识的各种要素加以修正的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现象仍然可以沿用原来的解释。有鉴于此，人们还得继续考察那些陈知旧识，推翻那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从而形成科学的认识。当今时代，科学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古老的法则一个一个地寿终正寝。陈旧的力学公理为人所摈弃，而以前曾视为世界永恒基础的物质，现在也已经成了各种力量昙花一现的简单聚合。

历史学有其推测性的一面，这就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逃避最严格的批判，然而，它同样也面临着这种从头到脚的修正。再也不会有哪个阶段我们敢说确定不疑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为明确的东西再度变得模糊而疑窦丛生了。

对历史上有些事件的研究看起来似乎穷尽了，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经过几代作家的把脉，人们或许认为对它的研究已臻至境，完美无缺了。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人们还能提出什么新东西来呢？

不过，即使是大革命最积极的辩护者，在做出判断时也开始变得犹豫起来。早先的证据被证明远不是无懈可击的，一度被奉若神明的教条开始动摇。试翻一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最新著述，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下结论时表现得越来越谨慎。

现在，人们不但可以毫无顾忌地评判这场伟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而且，思想家还在追问，在文明的进程中，革故鼎新之举难道就不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而非得通过流血的冲突与暴力吗？然而，革命的后果似乎既与革命者当初付出牺牲以求得的希望相去甚远，亦与由革命引发的深远后果风马牛不相及。

有几重原因引导我们重温那个悲剧的时代：一是时间磨平了激情的棱角，人们能够更加清醒地看待那个时代；二是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从档案中被挖掘出来，并且，历史学家们现在可以不受限制地解释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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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历史的修正（2）

不过，在这些原因当中，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最显著影响的或许正是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对人类以及其行为动机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们可以把现代心理学中的那些发现运用到我们必须论及的历史中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古代的影响、支配人类群体行为的规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