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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聋哑人的语言现象。哑人因聋而哑，因为聋失去了声音语言的能力，妨碍了对语言的学习。但是，聋哑人能够用手语，通过学习能够用文字来使用语言，而兽孩却不能。这些也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社会的内容固然需要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反过来，没有社会内容的语言也不存在。这便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用“语言的社会性”来考察史诗就发现，远古的史诗，被当作神话传说的中华史诗实际上是对远古社会的记录，是我们探索远古社会的原始资料。这就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语言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史诗是否记录社会产生争议，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语言的社会性这把尺子。读者，你不这样认为吗？这样认为吧。

语言的社会性，这是一个极常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语言现象，因为普通，反而不为我们注意。这就象我们每天几次的上下楼梯却少有人知道楼梯的步数一样。

承认了语言的社会性，就可以探讨语言的起源。社会开始于距今万年，语言也开始于万年前。人与动物（包括动物人）的最后分界也在这个时间。语言的产生为思维准备了条件，思维发育。离开了语言的社会性去谈思维，去谈动物语言毫无意义。

中华社会开始于距今万年，动物人进入社会时已经有了动物语言的能力。随着社会关系的产生，“动物语”开始丰富，开始了向社会内容的转变。这便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于社会。

语言产生于社会？可能有读者觉得不舒服：这可能吗？在百万年的进化时间里，语言的能力就没有进化？提出这样问题的读者还是没有想明白语言对于社会的依赖关系。今天的哺乳动物何止千百万年的进化时间，何止百万年的发声能力？哪一种动物，包括灵长类，产生了语言？与人类亲缘分支的当属“野人”。从语言的角度看，野人是没有进入社会的古人类。哪一位“野人”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语言，能够在一起说长道短唠家常？没有。因为野人没有建立起社会的关系。

说到这里，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因为人类的语言与动物的语言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致无法想象怎样发生从动物语到社会语的转变。一定有读者相信人类的语言是天生固有的。其实，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人类从动物进化出来，因此，人类的语言也是从动物的语言进化出来。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为了将事情说得直观些，这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驴叫是动物语。驴的叫声由O和A组成。驴叫难听死了。驴为什么叫？原来，驴的祖先是野驴，驴叫是呼唤同类的语言。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洪亮的声音在传达信息：我在这里！野驴的语言一定是很丰富的。从野驴到驯养驴，驴不再需要呼唤。于是驴的语言也就退化，只留下O和A两个音符。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来考察一下猫的语言：喵，这是在打招呼：喂？晤……，这是在发出警告：不要来抢我的食物。求偶时的哀号，这是在要求男友：我好难受，快来*。猫类的关系就是这样，猫的语言也就这么多。我们人类从动物人到社会人，社会关系需要语言来表达。人类的语言这样丰富起来。当我们探索“神话传说”的时候，我们已经投身在远古社会的大背景中。我们探索中华史诗，古社会的画面就折射出来。

社会的生产能力，社会的积累能力，社会的生产状态（包括采集生产）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础。简单的生产状态只能出现简单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早期的语言。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相对应：有怎样发展高度的社会就有怎样发展高度的语言，有怎样复杂发达的社会关系就有怎样复杂发达的语言。社会已经历时万年，表现出来社会的历史性。因为语言的社会性，因此，语言也具有历史性。就是说，流传到今天的史诗无不表达历史的内容，打上历史的烙印。举一个例子：

“老大帝国”，这是近代人说的话。“皇帝万岁”，这是皇帝时代人说的话。“皇帝（制定历法）”，就一定是5千年以前的古人说的话。

运用语言的历史性来读中华史诗：从春秋时代流传下来一批古书，古书中保留了“对祖先的声音语言的文字记录”。从这个角度讲，中华史诗是辉煌古中华的一座文化宝库。

语言一经产生就具有了工具的性质。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有使用工具的“人”。语言从“巫文化”发育出来，由“巫”这一部分人使用。（这就象今天的规范语言普通话以现代作家的经典作品为标准一样。）早期的语言是始族巫用于宣讲的工具。因为巫的宣讲，语言丰富和发育起来。在采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