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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并不外行。除有美术作品问世外，他另创作有写爱情婚姻的剧本《自救》、《自误》，以及写唐、贺两家族斗争的五幕剧《最后关头》。独幕剧《杀敌报国》的“敌”系指日寇，全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剧作写一农家受日军凌辱的悲惨遭遇及主人公姓“唐”、其妻姓“钟”（“中国”之“中”谐音）可看出。1936年，他还自印有写与军阀作斗争的电影剧本《密电码》。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王蓝，在天津法租界光明社电影院看了由刘呐鸥等导演的这部电影后，很受鼓舞，影响他走向抗日道路。但张道藩的作品多半是政治思想的图解，艺术水平不高，正如徐訏在1969年9月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第15卷第3期上写的《念人忆事》中所说：“实在写得幼稚，水准始终在五四初期刚从文明戏解放出来的阶段。”

国民党在大陆失守后，蒋介石隐居台湾草山，对不重视文化工作一事闭门思过。不少人认为文化阵地被左派占领，是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外交官蒋廷黻就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而“笔权”落入共产党手中，许多人认为张道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心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卷《抗战时期文艺述评》中，就不断批评“当时的主持人”所做的文艺工作软弱无力，没有“积极的表现，便只有采取消极的禁止”，这禁止的“反效果，就是愈禁止愈有人看，愈禁止愈影响大”，以致文艺界变成了左派的天下。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责怪张道藩。当1949年冬张道藩来台后，仍受蒋介石器重，成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CC系统的一员大将。同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1950年春，他奉蒋介石之命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被封为主任委员。委员共十一人：张道藩、罗家伦、狄膺、程天放、张其昀、曾虚白、陈雪屏、胡健中、梁实秋、陈纪滢、李曼瑰。由于有官方的支持，奖金丰厚，所以这项文艺奖对50年代战斗文艺思潮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同年5月，张道藩受国民党“*”委托，领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任首席常务理事。同年10月，任党营媒体《中华日报》董事长。1951年5月4日，创办《文艺创作》月刊，任发行人，并亲自撰写发刊辞。这是50年代最权威的官方文艺杂志。1951年9月5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等五人。1952年至1961年，早在1948年就当选为立法委员的张道藩高升为“立法院院长”。

张道藩（3）

张道藩作为台湾官方文艺的总管，为开展右翼文艺运动的需要，写了一系列阐述官方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1952年5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了《论当前文艺工作的三个问题》，同年还发表《一年来自由中国文艺的发展》。1953年5月4日，在《中央日报》及《文艺创作》第25期发表了《论文艺作战与反攻》。1953年元旦，在《台湾新生报》发表《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1954年2月，在《文艺创作》发表《三*义文艺论》。1954年5月，在《文艺创作》发表《略论民生主义社会的文艺政策》。他这些政治挂帅的指导性文章，常常为台湾各大报刊同时刊载。如《论当前文艺工作的三个问题》，还在《文艺创作》创刊周年纪念特刊和《联合报》、《公论报》上发表。

张道藩不少文章在标题和内容上使用“我们”的字眼，以表示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国民党发言，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性。一个例子是以张道藩领衔署名，发表在1967年12月8日至9日《中央日报》上的《我们为什么提倡文艺》。此文是为了呼应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而联名发表的。从大陆到台湾，从40年代到60年代，张道藩在右翼文坛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种文艺政策始作俑者与推行者的角色，其影响甚大。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李瑞腾教授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试论》中所说，国民党在60年代中期制定“文艺政策”，然后分别在1968年、1977年、1981年三次召开“文艺会谈”，“这种旨在集群智群力以寻求‘集体之目标’的做法，可以视为受到张道藩先生的影响”。

作为右翼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张道藩在台湾五六十年代具有极大的话语霸权，他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文奖会”及其主要成员控制的各大报文艺副刊，差不多成了他个人的政治资产。在“反黄色作品运动”、“拒读不良书刊运动”中被他封掉的杂志有十种。其实，有